吴晓宁：省直机关豪宅经济适用房折射出什么

　　吴晓宁

　　飙升的房价已是中国经济界炙热的话题，已经令广大百姓不堪重负。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希望能平抑各地的房价，但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暴涨的房价并没有缓解的趋势。理性经济人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性，而各级地方政府对平抑房价显然并不积极，经营城市和土地的决心依然不为所动，抬高地价进而房价的热情并没有衰减的趋势，难道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都不考虑自己的安居问题？

　　12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了“山东省直机关经济适用房最大面积近300平方米”的新闻，8栋288户省直机关经济适用房，面积都在160平方米以上，而且是位于富人区，每平方米才1900元。此外位于济南东部新规划行政区和“奥体中心”附近的山东省直机关经济适用房又公开招标建设了。此前曾有报道，郑州市直机关团购126套豪宅经济适用房，其复式住宅的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而最小的户型为93平方米，每平方米1580元。

　　由此看出，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并非是不考虑自己的安居问题。面对不堪重负飙升的房价，各级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自己，则是公权私用，通过超低价的豪宅经济适用房解决高级公务员自己的安居问题，而对广大百姓则不肯在住房这一社会最大的公共品供应上让利，否则政府的钱袋如何充盈？

　　根据1994年建设部、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

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而各级政府公务员近年来通过经营城市和土地，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政府高级公务员，已经与普通百姓明显地拉开了收入的差距，也由此滋生了很多骄奢淫逸，早已经不属于中低收入家庭的范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已经不属于社会中低收入家庭的政府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不肯忍受暴涨的房价，通过豪宅经济适用房解决自己的安居问题,为何各级政府还要大规模压缩普通百姓的经济适用房规模？并将广大的百姓推向高价和暴利的商品房市场，封杀或抵制可能减轻百姓购房负担的种种努力，以至全国各地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几乎面临绝迹，百姓合作建房也遭遇种种非难和指责。直到最近，中央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各地政府才少量地推出了几千户规模的经济适用房，而且将准购标准严格地限制在非常贫困家庭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公务员、或者高级公务员收入水平以下的所有家庭。

　　一边是各级政府在极力地为各地飙升的房价辩护，甚至继续抬高地价进而房价不遗余力，充实政府的钱袋子；一边是百姓为不堪重负的房价叫苦不迭，房价猛于虎。一边是政府高级公务员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收入，通过豪宅经济适用房解决自己的安居问题；一边是极力压缩各地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和淡化住房的公共品属性，将广大的百姓推向房价飙升和暴利的商品房市场，各级政府和官员究竟在将广大的百姓置于何地？

　　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公权私用或《经济适用房腐败正在制度化》的问题，而是生财有道的执政问题。正是地方政府生财有道，才派生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传统媒体之恶，存在权力腐败之恶，就取消媒体，取消权力，宣扬缩权是反腐“之本”这样荒诞的逻辑，这是非常不理性的思考。”

　　现在就有人表现出对可以减轻百姓负担的“经济适用房制度”的难以容忍，欲除之而后快，难免使人想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既使按照市场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也应该努力通过财政和行政，扩大公共品的供应，平抑价格，通过公共品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消除两极分化。而今一些地方政府正在通过公共品的供应，加重百姓的负担，充当起甩手掌柜，制造出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手，抬高地价进而房价，雁过拔毛。搜刮民财，通过公共品供应，制造比比皆是的富豪和贫困，这不仅完全背离了公共品供应的原则，也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沉重打击。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胡锦涛同志和中央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的新时期的执政要求，各级政府对此都公开表示支持和坚决拥护。然而落实到政府和百姓的钱袋子、住房问题上，为什么就完全变了味，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对策，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