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该谁来承担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本

　　郭松民

　　2006年“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日前出炉了，毫无悬念的是，上榜富豪仍然是“两头冒尖”：一头是财富快速增长，一头是社会贡献不增反降——“今年上榜的120位企业家的平均个人资产达到20.62亿，比去年增加了2.2亿，增幅超过10%。但平均纳税额仅达到2.7亿，低于去年”(见11月30日中国新闻网)。

　　我想追问的是：富豪们财富激增、纳税反降这一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谈几句题外话：我觉得“创富榜”的这个“创”字用得非常不恰当，因为它暗示财富是富豪们“创造”的，好像他们会炼金术似的。其实富豪们是怎么富起来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农民工的超低工资、土地价格的飞涨……如果财富真是他们“创”出来的，哪里还会存在帮闲们煞费苦心地要替他们洗清的“原罪”呢？所以我认为，无论是用“抢”、“捞”还是用“分”等字，都比“创”字更准确些，至少也应该用不含褒贬的“财富榜”吧？要知道，一个“创”字遮蔽了多少巧取豪夺、鲸吞蚕食！

　　回到正题。富豪们财富激增、纳税反降这一现象的真正含义，在我看来，就是那些跨过了交纳

个人所得税门槛的“中等收入者”们，在用自己的血汗钱补贴已经是脑满肠肥的富豪们，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距建成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洋葱型”社会的目标更加遥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这种现象违反了一条基本的税赋原理，即“受益原则”。税收主要被政府用来支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而富豪们与其他阶层相比，又享受了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在政府向全社会提供的无差别的公共安全服务中，富豪们因为有更多的利益需要保护，自然就占用了更大份额；再比如，像机场、

高速公路、

医院、教育和文化设施等，富豪及其后代也享用得更多。他们的财富越多，就证明他们享用得越多；他们的纳税越少，就证明他们付出得越少。这就好比他们吃完大餐，用雪白的餐巾抹抹嘴角就走，却要由中产阶层替他们买单是一样的。

　　富豪们不愿意多纳税，底层的穷人无力纳税，税赋的重担就主要压在了年收入几万到十几万的中产阶层肩上，因为他们的收入都在工资单上印着，无处躲也无处藏。但天可怜见，他们为了这点收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很多调查都显示，这个阶层的焦虑感是最强的，抑郁症、亚健康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过劳死的事也频频发生。现在大家都说，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最稳定，但中国尚很稚嫩的中产阶层挑起了富豪们撂下的担子，负重如牛，气喘吁吁，他们连自己都稳定不了，还谈什么稳定社会呢？

　　如此说来，扭转中国富豪们财富激增、纳税反降这一反常趋势的意义，就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更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它实际上回答的是：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本？让穷人承担，穷人已经一无所有；让中产阶层承担，则等于是杀鸡取卵——没有了中产阶层，还谈什么和谐社会呢？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富豪都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支付这个成本。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向富豪征税很难，但我认为，如果把做好这件事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即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也就不会太难了。

　　郭松民，青年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