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收红包本该是劳动人民的特权

　　在外国旅行，特别是美国，最不习惯的就是处处要付小费。说是小费，数目对于我这样的中国土鳖来说可不算小，住旅馆，每天早上要在枕头放一两个美元，给打扫房间的大姐；吃饭要把餐费的10%-20%给服务员；甚至连坐出租车也要额外给小费，其实很多出租车司机自己都是老板。我特别不能理解，干吗不直接把价格提高，算小费除了麻烦，而且让人有额外付出的感觉，特别像我这样平时俭省惯了的人，在中国自己嗓子冒烟了都舍不得买瓶矿泉水，到了美国一伸手就得给人付出几美元，还叫“小费”，简直让我心头淌血。

　　如果用吴思先生的分析方法，小费大概得算上美国社会最重要的“潜规则”，对于酒店的门童、餐馆的服务员，老板有意会付比较低的工资，小费成了他们主要的收入。我曾经非常困惑，主要依靠被服务对象事后的自觉，太脆弱了，假如有1/3的人不遵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拿吃饭来说，假如你坚持不付小费，别人也拿你没办法，大不了下次换个馆子，以免服务员在你比萨饼里吐口水。

　　请教了很多人这种规则何以能维系下去，几个美国人都说觉得付小费是很自然的事情，压根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听说小费源于18世纪的英国伦敦。那时，当地酒店的餐桌上一般都摆着写有“To　Insure　Prompt-ness”(保证及时服务)的碗。顾客坐下后，只要将少量的零钱放入碗中，就会得到优先服务，服务的殷勤程度也和小费多少成正比。这一典型的贿赂行为被渐渐发扬光大，而且规范化、制度化，从事先付款，到诚信为本的事后付款，甚至如果你不付得体的小费，会受到道义的谴责——有一次希拉里没给服务员付小费就被媒体批评:那些服务员收入不高，你不付小费他们怎么养家糊口呀？

　　各种服务环节要用钞票来做润滑剂，这种习惯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我们从来不用讨好普通劳动者，我们需要贿赂的是更加强势的人物。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找政府部门办事，要给具体负责的人好处，否则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找医生做手术要给医生塞红包，否则没准把手术刀留在你肚子里；孩子上学要给老师付钱，放学以后就会给你的孩子开小灶；记者也不是省油灯，参加新闻发布会得拿一笔车马费，否则不发稿。这些收入完全符合小费的定义，而且大家也觉得这种收入很合理，拿得脸都不红，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收受贿赂？他们会跟你解释中国官员、医生、教师、记者也是人，工资都太低，跟外国没法比，不找点外快怎么糊口？

　　对比起来，你会发现中美两个国家在小费问题上构成两个极端的鲜明对比，在美国理直气壮拿小费的人到了中国恰恰都不能拿小费，中国很多餐厅乃至按摩店都贴着告示，禁止服务员收取客人小费；而在中国可以拿小费的人，在美国恰恰是不允许拿小费的，美国的医生或者记者如果收了红包被别人知道，这辈子就别指望再干这行了。

　　如果要说贫富差距的话，中国比美国大得多，美国一个政府雇员一年拿5万美元，一个餐馆服务员也能拿3万美元，出租车司机甚至赚得更多，而中国一个公务员拿5万元人民币，一个服务员只能拿大约1万元人民币。我见到爱荷华市的市长，他被规定不能接受超过2.99美元价值的礼物和款待，换句话说，别人请他喝杯咖啡都不行，难道这些人不需要养家糊口？

　　中国人似乎很难理解英语里一个词“decent”，可以翻译成“体面”，英语里把教师、医生一类的职业称作“decentjob”——体面的职业，并不见得收入有多高，而在于这不仅仅是赚钱，而且是强调职业道德和荣誉感的工作，是不能用数米记薪的态度来工作的，有点像《论语》里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餐馆服务员拿了小费分外殷勤是理所应当，一个“公仆”不拿好处不卖力则不仅损害社会公正而且有辱斯文。

　　但在中国一切都反过来了，体面常常被理解为穿着名牌西装、喝红酒、打

　　郭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