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汇率低估和外储过量增长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专访

　　□本报记者 余力

　　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这一现象成因何在？对于中国经济是福兮祸兮？它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长期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成长的卢锋教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是反常态现象

　　记者：11月6日，央视报道中国外汇储备已过万亿。您如何看待？

　　卢锋：在新闻意义上这毫无悬念，但它的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现象提示我国经济成长进入新阶段。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无论从标准理论还是国际经验角度看都是反常态现象。特殊现象背后有特殊机制，特殊机制背后有特殊规律。

　　记者：为何这一现象反常态？

　　卢锋：所谓反常态，是指一个大国国际收支十多年保持双顺差。

　　万亿外汇储备的直接成因是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不包括官方储备)同时出现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的盈余状态。我国1994年－2005年12年中有11年为双顺差。而此前，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较多表现为经常和资本账户逆顺差不同方向平衡方式组合，1982－1993年12年间有9年逆顺差组合。

　　从理论上看，

二战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标准模型通常假定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差构成的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规模与出口能力之差形成的贸易缺口，外资流入(包括外援)弥合两重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国际收支结构应具有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帐户顺差的“逆顺差组合”特点。我国持续双顺差是上述标准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

　　选择全球50个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和经济体，统计它们1970年代以来发生双顺差和显著双顺差的频率。中国发生显著双顺差的频率是全球范围同一指标值的十倍。另外，从外部情况看，这类显著双顺差主要发生在台湾、新加坡、韩国、丹麦等中小型经济体，中国大陆这样大型经济体出现显著双顺差极为罕见，最近四年连续保持显著双顺差更是绝无仅有。

　　万亿储备现象的结构成因：加工贸易与直接投资互动作用

　　记者：如您所说，标准经济理论可以解释我国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的国际收支结构。那么，为什么在这之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卢锋：这是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互动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近20年，我国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到1990年代后期两类贸易在全部贸易中大体各占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有一个经济属性，就是它的平衡方式具有创造外汇盈余的特点。截至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累计顺差6609亿美元，今年可能超过8200亿美元。与加工贸易不同，我国非加工贸易基本保持逆差，到2005年累计逆差超过3000亿美元。可见如果没有加工贸易顺差，就不可能有经常账户累计顺差。

　　从资本账户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到2005年累计总额为6200多亿美元，今年可能要增长到6700亿美元，构成支持我国资本账户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加工贸易累计盈余与FDI流入额之和到2005年约为12775亿美元，比当年末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多出4586亿美元，弥补非加工贸易累计逆差3114亿美元外，还对国际收支其它项目累计1000多亿美元逆差提供融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2003年数据显示，约八成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是从事加工贸易外资企业的主角。

　　万亿储备现象的深层根源：产品内分工与开放追赶

　　记者：什么动力推动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

　　卢锋：这与产品内分工作为微观基础的当代经济全球化特点存在深刻联系。

　　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角度看，当代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特点，是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指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分布到不同国家和经济体进行，使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为跨区域或跨国性生产链条或体系。

　　当代产品内分工最基本源泉仍是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因素，企业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也构成产品内分工的利益来源。产品内分工发展动因来自当代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特别是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革命，多边、双边、单边、区域贸易自由化取向制度改革，极大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交易成本。

　　从当代产品内分工具体发展过程看，1963年美国实行“生产分享”政策，鼓励服装、电子等行业产品劳动密集型工序向海外转移，中美洲和东亚某些国家和经济体承接美国企业外包工序，构成推动当代产品内分工兴起的早期关键因素。

　　产品内分工新生产方式兴起，为经济落后国家探索和选择外向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有利外部条件。东亚“四小龙”经验显示，早期通过承接和参与某些制造业最终组装等相对简单工序切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随后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部学习和提升能力，有可能向较高增加值工序和环节攀升，构成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计划经济实践受挫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借鉴其它国家利用产品内分工环境促进自身成长的经验，构成开放战略的有机内容。

　　观察数据表明，加工贸易盈余是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流入，重要动因之一在于利用我国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以获取利润，并在客观上推动我国经济成长为全球

供应链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可见，双顺差现象直接原因是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作用，深入观察则是在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幅度降低参与国际分工交易成本后，企业和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创新发挥出我国资源比较优势和大国规模优势的结果。

　　万亿储备现象的政策背景：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失衡

　　记者：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这两个因素在这些国家也存在。那么，为何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会出现如此与众不同的持续双顺差？

　　卢锋：由于双顺差和相应外汇储备增长是国际分工深化和比较优势原理发生作用的结果，经济快速追赶国家一定时期可能出现双顺差局面。另一方面，我国近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又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存在显著联系，从政策角度看具有失衡性因素。

　　实际汇率定义为经过名义汇率调整的国内外相对价格。一个经济实体基本竞争力很弱时，本币实际汇率需要定在较弱水平，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并支持开放发展战略。如果经济竞争力持续增强，则需要实际汇率升值以协调内外部经济关系。

　　依据国际经济学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假说，本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由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名义汇率由可贸易部门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决定。如果一国经济追赶伴随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本币实际汇率内生出通过一般物价相对上涨和(或)名义汇率走强而展开实现的长期升值趋势。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可贸易部门单位劳动成本相对持续下降，经济成长基本面变动与1990年代后期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制不相匹配，构成近年

人民币汇率低估失衡基本背景。相关数据显示，1995－2005年我国可贸易部门代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3.4倍。不可贸易部门代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80％，制造业相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2.4倍；这一指标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对增长60％－90％。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要求人民币实际汇率通过相对物价上升或(和)名义汇率升值而显著升值。

　　另一方面，1995－2005年我国制造业名义工资增长2.1倍，实际增长1.6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0％，实际工资增长不仅与计划经济时期年均0.4％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也大大高于1978－1995年间4.2％的年均增速。然而由于劳动生产率更快增长，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下降30％，比美国相对下降22％，比13个OECD国家下降幅度更大，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升值。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人民币汇率在一段时期难以对经济基本面变动做出相应调节和反应。人民币名义汇率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采取钉住美元政策，2005年7月汇率体制改革后才开始温和升值。

　　给定名义汇率走势，加上世纪之交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物价增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因而实际汇率不仅没有升值反而有所贬值。人民币盯住汇率制与我国生产率追赶不匹配所引入的汇率平价与国际收支失衡性影响，在世纪之交被东南亚危机冲击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市场预期因素所抵消冲淡，然而由于东南亚经济危机没有改变我国经济成长基本面派生的升值压力，2002年前后危机影响烟消云散之后，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失衡属性便凸现出来。

　　记者：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显然，您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低估并不利于我国经济？

　　卢锋：汇率低估和外汇储备过量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被动持有过量巨额外汇储备，会因为本外币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差异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最终升值带来很大国民福利损失。更重要的是，汇率低估限制利用利率等市场性手段调节宏观经济运行，而过多依赖替代性行政调控手段，会对经济发展长期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万亿储备现象的启示意义：经济成长进入名义追赶提速新阶段

　　记者：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趋势会长期持续吗？

　　卢锋：从长期供给面角度看，我国经济成长前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通过生产函数持续变动推动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会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并推动我国经济成长进入名义追赶速度超过实际追赶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名义追赶与实际追赶相对速度在不同阶段具有各自特点。数据显示，1978年－2005年，美国人均GDP从1.03万美元增长到4.2万美元，中国用汇率折算人均美元GDP相对美国比重从2.2％上升到4.1％，相对美国人均收入比重或名义追赶增幅不到1倍。

　　用美元衡量的我国相对美国人均GDP比例变动作为分子，以我国本币衡量的人均实际收入相对美国增长幅度作为分母，二者相除得到“名义／实际追赶指数”。以1978年“名义／实际追赶指数”为100，该指数在改革最初十多年间持续下降，1994年最低点为29。过去十年前后该指标止跌回升，但是上升速度缓慢，2005年为34。改革开放时期28年总计，我国经济名义追赶速度仅约为实际追赶速度的三分之一。

　　由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将继续伴随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同时由于目前实际汇率某种低估，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实际汇率将面临长期升值趋势，从而派生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名义追赶超过实际追赶特点。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看，这无疑将代表一次历史性跃迁。

　　我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

　　记者：进入名义追赶超过实际追赶阶段意味着什么？

　　卢锋：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现象，提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正在进入“后升”阶段，也提示我国经济成长进入名义追赶速度超过实际追赶新阶段。

　　我国未来经济成长前景，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继续推进并基本完成市场化取向改革，取决于经济全球化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能否得到维护和发展。在上述内外体制环境假定能大体满足前提下，我国国内快速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大规模技术转移、吸收和创新等基本增长因素，将为总体生产函数结构和参数持续变动提供必要条件，从而奠定我国经济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依据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与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关系一般原理以及国内外相关经验，持续实际追赶将通过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使名义追赶以更快速度展开。因而从理论、现实、历史不同角度考察，20年后我国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预测分析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记者：20年后我国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这会是一个依据经济内在规律自然实现的目标吗？

　　卢锋：需要清醒认识到，这更是一个时不我待因而需要力争实现的目标。我国人口结构演变趋势清晰显示，能否在未来一段时期保持快速追赶，将决定我国经济崛起最终能够达到的相对历史高度。

　　联合国人口及预测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2005－2010年年龄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到2030年达到24％，与美国当时的24.7％预测值相差无几；2050年达到31％，超过美国的26.4％比例值。我国劳动人口总抚养比将从2005年0.41下降到2010年最低点0.38后止跌回升，到2025年达到0.462，平均劳动力负担老龄和儿童人口人数相对增长21.6％。如果我国未来20年不能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未富先老”人口结构将意味着历史可能永远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实现经济成长新阶段发展目标需要多方面政策调整。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持久经济活力的体制保障是经济追赶的根本条件，因而需要深化改革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运行机制。近年经济发展实践提出新改革议程。一是切实落实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方面平等待遇，真正解决很多领域准入方面存在的“玻璃门”问题。二是科学界定宏观调控范围和手段，政府发挥宏观管理和调节职能应与市场体制原理和机制运行要求兼容一致。三是深化和推进土地、矿产等基础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满足经济成长新阶段对体制创新的更高要求。

　　管理一个快速变动经济和社会转型进程，面临如何协调各种复杂矛盾和利益的挑战，因而需要加强以控制外部性和增进社会和谐度为目标的干预政策。需要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监管，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通过支持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通过必要的收入转移政策，降低居民收入差别并使更多人民分享到发展成果；需要重新评估传统人口政策，适当放松人口出生管制以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和总抚养比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

　　企业是经济大时代的主角，我国企业表现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最终决定因素。企业要成功应对经济成长新阶段实际汇率升值和要素价格提高带来的新挑战，需要系统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其中深化产权改革和完善治理机制是前提，发挥学习效应以积累人力资本是关键，推进技术创新并提升产业结构是重点，强化竞争优势以增进盈利能力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