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继学：人类智慧对经济和谐的不懈追求

　　巫继学

　　经济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无论从历史的还是逻辑的角度考察，追求经济和谐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都是人类智慧的的重要投向。

　　巴师夏给予了我们一个“和谐经济”的梦想

　　经济学说史上，有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巴师夏(1801-1879)的法国经济学家，他以自己的代表作《经济和谐》闻名。马克思在做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于《经济学手稿》(1957—1858年)的开篇，就对其进行了分析批判。(《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足见其在经济学说史上的不凡地位。

　　一般认为，巴师夏的凯里的“经济和谐”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粉饰理论。因为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竭尽全力为资本家和当时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歌功颂德，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个“非常和谐”的社会。巴师夏原先是法国南部一个

葡萄酒业资本家，1845年移居巴黎，以宣传自由贸易为业，创立了自由贸易协会并任秘书，还以欧洲自由贸易派的旗帜自居。他的主要著作是1845年发表的《经济和谐》。他的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论证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反对保护制度，倡导“经济和谐”论，反对社会主义。凯里则是美国造纸业和印刷业资本家，他以论述对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闻名。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和凯里的“阶级利益和谐”论，基本观点完全一样，就是从他们所“创见”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分配规律”出发，认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注定会和谐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资本家和劳动者共同合作的、美好的社会。［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两位经济学家对于解决劳资矛盾，与当前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相似，也不是从解决原生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从派生的分配关系出发］

　　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经济科学的高度对巴师夏与凯里进行分析批判的。这似乎与后来一些人纯粹从意识形态进行讨伐大有区别。

　　马克思说，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这说明，巴师夏与凯里的经济和谐理论，具有辩护色彩。

　　马克思说，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起初，英国的关系在国内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现在，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以经济学家们的主观理解为根据。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历史地看，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和谐的。

　　因而马克思总结道，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18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了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庸俗本质。

　　但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说过，经济和谐没有什么不好，从来也没有从一般意义上否定过经济和谐状态的优越性。许多批判巴师夏与凯里的人都忽视了马克思还讲了一段话：“他们两人从事写作的民族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他们却产生了同样的意向。”即追求经济和谐的意向。要用今天变化了的世界，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时俱进地进行解读经济和谐的话，我们倒是要感谢这两位老经济学家，是他们给予了我们“经济和谐”的梦想。资本主义社会从马克思那个时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种看法我十分赞同，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批判的那种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从社会主义社会那里汲取了许多智慧，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改革即自身革命，不断地进行创新与完善经济机制，正在逼近经济和谐的境地。

　　从另一个角度也告示人们，追求和谐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经济和谐也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经济制度下人们的梦想。

　　古代哲人对和谐社会的原初的灿烂智慧

　　如果追根溯源，人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追求和谐不仅是现代人的努力，而且也是古代社会以来人类的共同追求。在人类经济生活的最初时代，先哲们几乎都对和谐有过极为相近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传统的最后的伟大拥护者。作为一个天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之广、之深、之远，真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后来的许多伟人，在他的光芒之下，竟然显得那样暗淡。经济史学家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的所有权威著作并没有一部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但是他充分注意到经济因素与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许多经济问题。他在经济领域的学术成就对经济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A•E•Monroe，1924)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开宗明义表明国家必须追求“最高度的善”。他说，每一个城市国家都是某一种社会团体，每一个社会团体的建立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因为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其本意总是在于求取他们自己所的善果。通观他的全书，他所谓的善，大体理解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是没有错的。

　　在亚氏看来，首先是男女之间的和谐，主仆之间的和谐，从而造就家庭和谐。其次，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就出现了村落。村落的最自然形态是由家庭繁殖而衍生的殖民都市。他是从家庭和谐导出了村落与都市的和谐。最终，在这些基础上，才会出现整体即国家的和谐与社会和谐。从个别满足到自给自足再到相互满足，这些总是“至善至美”。他提出国家是促进人们美好生活的最高机构，因而他极其关心国家的起源的发展，以及它能被表现出来的最好的形式。他宣称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不认为国家是少数人的野心或多数人的愿望的人为产物。正相反，他主张，国家生根于人自身的本能，而开化生活要超出国家界限之外是不可能的。亚氏的思想中，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十分醒目，同时他也极富民族国家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国家，既不是君主政体，贵族政治，也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一种Polity［政体］──即他所设想的在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中间型的政体。关于和谐的经济体制，他说：“(一)或者是共同拥有一切事物，(二)或者是没有一种是公有的，(三)或者是，有的公有，有的不公有。要做到没有一样属于公有，那显然是不可能的”。看来亚氏在所期望的政体，我们不去评说对与错，但有一点很明显，它与当今中国主流意识何其相似；亚氏所向往的经济体制，何尝不是我们所说多元化模式、混合所有制经济呢？

　　几乎在同时代，中国哲人也做出了同样深刻的思考，表达了同样深刻的哲理。记载着孔子思想的《礼记·大学》中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修身养性、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中影响始终不衰。同样，追求至善至美，也是中国哲人的所指向的最高境界。如何达到这等高境界，中国哲人描述的轨迹是“中庸之道”。是的，如果我们将“中庸之道”理解为和谐之道时，将令人耳目一新。

　　经济和谐万里长城的立足点

　　我在《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一文中，表达了一种观点，即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建立和谐经济，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逻辑起点。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讲，就是中外先哲思想合乎逻辑的演绎。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细究起来还分几个层次：一是人与大自然即物质自然环境的关系。世人现都认同环保，特别是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以无限制地牺牲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破坏环境获得物质财富的历史，已成为人类睡眠中的持续恶梦。二是人与生物的关系。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不仅为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而且我们也是这个共生系统中的一个成员。然而，人类经济活动对于生物资源的开发，是贪婪的、疯狂的与不计后果的，已经严重导致地球上的物种锐减。三是人与作为自然的人自身的关系，即人的生物意义上的关系，诸如疾病，生存与繁衍，遗传，性关系，克隆人，等等。天灾、人祸，特别是经济生活中此起彼伏触目惊心的安全灾祸，就是人与自然关系遭破坏的后果。

    近年来的非典、窗体顶端、窗体底端、

海啸，以及困扰我国的恶性窗体顶端窗体底端

安全事故，都一次次地警告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讲生死攸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互相依存，共生共荣，以求得“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它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二是它的自然关系层面，上面我们已经谈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体系，包括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狭义的)，等等。其中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是最为基础。在当前，从大环境来看，是一个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系统，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这类关系中，公平与公正、贫富差距，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焦点，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障碍，成为社会生活稳定的关键。人和方能政通，对这种关系和谐的期待，是朝野的最大的愿望。当前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贫富差距从而贫富对立，虐穷心态与仇富心态对立，企业中的劳资冲突，以及各种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最后，是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包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局部(单位、企业、家庭等)与整体(代表整体的政府、公众)的关系、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等等。过去讲的城乡、体脑、工农三大差别的关系也归此类，现在还要得要加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等关系。这一类关系，核心在于个人、局部同全社会的差别统一，整体协调。在这一关系上，同样出现了极端行为。从全球的角度看，群体意义上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奴役行为等，个体意义上的享乐主义、自私行为、虐待、伤杀、反社会反人性行为等，当属此列。这些极端行为本质，都是与社会的对立，都是将其它群体视为异己、视为动物，视为仇敌，平等、人权、和谐在这里荡然无存。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表现突出的就是，贪污盗窃、权力资本、行贿受贿、黑社会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