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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余
1何去何从
惊人的发展、惊人的腐败、惊人的无序与分裂，这就是100年前的美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一，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却让人民陷入深深的怀疑，他们问：谁是美国的主人？
19世纪晚期，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西半球崛起。美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1870年代初，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到1914则上升到400美元。1870年代，美国经济居世界第四位，至1893年美国已居世界第一，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是，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未使社会与经济变得稳定与和谐。相反，世纪之交的美国，在取得惊人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世界。
腐败。
美国的发展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大面积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被证明是贪污腐败的巨大温床，为官商互利、金权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铁路公司的老板没有一个不行贿的，而权力在握的地方官员与国会议员也绝少双手干净的。凭借着两亿英亩土地赠予，公司与官员都在一夜之间成了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公众称参院是“百万富翁俱乐部”。
官职是那么的优惠丰厚，这给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职业———政治老板，他们专做政治买卖，一面搜罗选票，一面操纵选举，使那些热衷于当官(即贪污)的人获得一官半职。一个时期，竟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政治都是政治老板的营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老板，是曾任纽约州参议员的特威德。他的亲信出任纽约州的法官、州长、市长等职，并在州议会中占据了许多席位。在纽约，特威德集团通过兜售公共工程合同，每月从市财政掠夺100万美元，年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美国首富、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该集团在纽约榨取的总财富达2亿美元，相当于2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家从政治老板处获得工程合同后，往往就成为其支持者，他们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
无序。
自由放任导致生产与流通的无序，经济萧条是其深刻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10年发生一次萧条。1893年的萧条是19世纪最大的一次，失业者逾400万人。1907年的萧条几乎使联邦政府瘫痪，最终要靠金融巨头摩根筹集贷款来缓和萧条。
分裂。
亿万富翁感到美国属于他们。工业巨子与金融巨子在回答谁拥有美国这一问题时说：“我们有钱，我们拥有美国。我们得到了它。”与此同时，广大独立农场主与劳工看到了共和国正在发生蜕变，垄断资本控制与吞噬着这个国家。
1890年代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人民党”运动。其目标是反垄断与还政于民。人民党女政治家玛丽·利斯说：“华尔街成了美国的主人……这个国家的广大百姓是奴隶，垄断是主人。”人民党的纲领提出了包括公正选举、保护劳工利益、参议员直接选举、累进税等10项改革主张。
1890年代也是罢工潮此起彼伏的激进时期。1894年普尔曼公司引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有60万人参与，致使美国西部铁路交通瘫痪。美国最高法院则对罢工发出禁令，联邦政府据此出兵弹压，工人领袖被捕入狱。对工人运动的武装镇压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耻辱。
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不但难以继续发展，甚至本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于是，重建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被提了出来。美国人相信社会弊病可以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从而使社会继续进步。改革开始了，走向和谐的步伐迈开了。
2进步运动
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毫不动摇地向垄断开战，并且积极扩大公民参政、推行直接民主，从而将美国从大资本家和政治老板手中夺了回来
在举国一致的反垄断的呼声中，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明令禁止“垄断”与“图谋垄断”一个行业。这标志着美国改革的开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国抑制垄断保持公平竞争的第一部重要法律。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8年任总统)与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0年任总统)发动“进步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对现行秩序加以改革，使美国社会重新走向和谐。他们把反垄断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调整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重新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西奥多·罗斯福开始反垄断斗争，他把矛头指向摩根的铁路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对它提出起诉。他又强迫一个煤矿接受政府对罢工的调解，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组织的罢工。西奥多·罗斯福的这些行动得到了人民的称道，他因此获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但他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96年总统的制造者、政治老板马克·汉纳大骂这个“该死的牛仔”。华尔街因他的“堕落”而“目瞪口呆”。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引起了共和党的分裂，保守派坚决反对他的改革，他本人则退出共和党另组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
即便如此，民主党总统威尔逊仍然批评他对垄断太宽容。威尔逊主张摧毁垄断，使美国回到自由竞争状态。他认为，政府只有割断同托拉斯或政治老板的联系，才能从这些禁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新自由”的旗帜下，威尔逊的改革在反垄断与还政于民这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1914年国会通过“克莱顿法”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加强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又一个重要法律。从此，这两个法律成为20世纪美国人民对垄断提出诉讼的有力武器。二战后，国会又通过“塞勒·凯维尔反合并法”(1950年)作为对克莱顿法的完善。
1912年，国会批准宪法第17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这是政治改革、制止腐败的一个重大胜利。铁路腐败不断曝光后，美国公民就着手用“文官服务法”(1885年)等手段来惩治腐败与保持廉洁，但收效甚微，最终他们找到了有效办法，那就是扩大公民参与和直接民主，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地遏止了大企业与政治老板对经济命脉与公共权力的操纵。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他对美国的议员直选改革予以了高度关注。
“进步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钱德勒研究了260位进步党领导人的背景与职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是信奉新教伦理的白人中产阶级———律师、教授、工程师、新闻编辑、农场主、中小商人与企业家等。
3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新政接续了进步运动的理念，并最终完成了从限权政府(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管理人)再到福利国家(保证人)的美国式现代化道路
1914年，正当进步运动风生水起、成就不断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顾美国历史，战争一般来说对经济增长起了刺激作用，但战争也使政府更多地依赖企业界，致使改革进程逆转。一战之后的美国就是如此，联邦政府全然放弃了改革，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总统柯立芝公开宣称“美国的事业是商业”。尽管1920年代美国总体上人均收入增加了，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极度不匹配。到1929年，全美财富的60%由2%的人拥有，贫富分化一举超过了发起改革的20世纪初期。
1930年代初，西方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工业生产直线下降，企业成批破产，一半以上的银行倒闭，1.25亿美国人中有1300万人失业，2500万人挨饿，人均收入由681美元锐减至495美元，失业者在垃圾堆里与鸡犬争食，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
面对危机，共和党总统胡佛仍然坚持亚当·斯密以来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放任传统，他认为大萧条不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弊病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所致，而是“一小撮华尔街冒险家加上欧洲经济滑坡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暂时的。
胡佛克服萧条的手段是支持企业，借助企业投资来恢复经济。对此，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尖锐批评道，胡佛不是救济穷人，而是救济企业家，他号召援助“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罗斯福是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的时刻，他依然相信进步，他声称：“美国仍是崭新的，它还处于变化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相信变化、相信进步。”他告诉全社会，“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选择，……我决心为人民实行一种新政。”
1932年的总统大选是胡佛与罗斯福的对决，结果罗斯福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国人民选择了新政。历史证明，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和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将改革矛头首先对准垄断势力。虽然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与1914年克莱顿法为美国的反垄断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持保守立场的最高法院竭力阻挠，进步主义时代的反垄断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真正的反垄断发生在新政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私人权力的集中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威胁，惟一的出路是“制止企业走向集团主义，让企业恢复到进行民主竞争的状态”。罗斯福设立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调查经济权力集中的状况。新政时期通过银行、货币和证券市场领域的立法，旨在挽救正在倒塌的金融体系，限制华尔街金融巨子的权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则与不守法的托拉斯开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幅度增加这方面经费与人员。大批律师与经济学家从事处理反托拉斯诉讼。从此反托拉斯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除反垄断以外，新政最重要的业绩是开始全面管理经济与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前者使政府成为一个管理者。新政发动者认为，短短几年时间，美国经济就由繁荣顶峰跌入崩溃深渊，这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到了非由政府介入不可的地步。“新政”批准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旨在重建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重振工业繁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敢于创新，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由政府创办“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开展田纳西流域工程。这不仅是政府的一项扶贫措施，而且是政府作为生产者与所有者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创新举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念是：为了普遍的福利，政府可以补充市场经济的遗漏与不足，这一想法与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不谋而合，共同缔造了资本主义的自我革命。
罗斯福认为，如此多的人失业与挨饿，决不是私人慈善事业能够解决得了的，惟一有能力解决的就是政府。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走得更远，表明政府要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负责，这成了美国走上福利国家的开端。在保障穷人的福利的同时，“新政”着手缩小贫富差距。《财产税法》规定万美元以上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25%，还规定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各种税率统一为累进税率。这项法律为征收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奠定了基础。
新政是在激烈的反对声中进行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政治对手描绘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新政则被称为“凶政”，习惯于以大企业为社会生活中心的企业界直接加入了这一攻击，对新政立法发出一阵阵抗议。新政也遭到激进势力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政走得还不够远，因此鼓动“分享财富”运动，鼓吹银行国有化，以这些不可能实现与不负责的计划来迎合下层选民。
面对中伤与攻击，罗斯福不为所动。他采取了一项大胆而意义深远的措施，改革保守派的堡垒———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理念，一个个改革立法遭到它的砍杀，最高法院甚至否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有权规定最低工资，这实际上是宣布血汗工厂合法。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有司法复审权，即有权以违反宪法为由宣布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为非法。
罗斯福要求改组最高法院，他的办法是“充实”法院，理由是法院工作量太大，对年逾七十的高龄法官，应该按1∶1的比例加派法官，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掺沙子”来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这一建议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论，在民意支持下，罗斯福达到了目的。
新政得到了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但和进步运动相比，新政更多得到了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的支持。大萧条期间，1／4中产阶级失业，他们与广大劳工的诉求越来越接近——解决饥饿与失业问题。除了城市中产阶级与劳工，移民与黑人也坚定地支持改革，因为移民大部分在城里打工，而黑人第一次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我们的黑人公民”。作为穷人，移民与黑人都分享新政立法提供的实惠，这个城市-劳工-有色种族共同支持的改革，被称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联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改革的旗帜下达成的举国一致的共识，预示着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前景。
4改革是硬道理
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让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力量来行使
进步主义运动，新政、福利国家建设(二战后大规模展开)，美国的自我改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卓有成效的改革使美国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与守法机制，到1950年代，美国不但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新高峰，而且社会稳定，大多数人丰衣足食，美国跨入了普遍的“富裕社会”。20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虽然其间也发生过短暂的衰退，但再未重蹈大萧条的覆辙。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大滑坡，美国人担心历史重演，但正如政府官员向公众保证的那样，在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历史不会重演。
持续而坚决的反垄断使美国经济生机勃勃，每日每时，都有新的企业脱颖而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微软的崛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哈佛辍学生，在计算机行业很成熟与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异军突起。有意思的是，当微软成为全球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后，联邦政府又极力防止其垄断市场，近几年，微软不断被警告或诉讼。另一个例子是安然公司，它的欺诈行为被曝光后，不仅公司倒闭，公司老总们还受到了严厉的刑法制裁。
社会保障与公众福利，是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是和谐的前提，但不完全等于和谐。和谐必须是让公民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对和谐来说，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保障也是硬道理。自新政立法以来，美国福利大厦愈建愈高，福利开支已是联邦政府的最大支出。虽然1980年代以来共和党政府倾向于削减福利开支以提升经济竞争力，但美国福利大厦的根基没有动摇，无论谁执政，政府作为社会保证人的角色都不会改变。
即便到了1950年代，美国的改革也没有停止。就在人们为“富裕社会”唱赞歌时，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对美国的贫困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该书震惊了约翰逊总统(1963-1968年任总统)。他提出了“伟大社会”计划，宣布“向贫穷开战”。1964年国会还通过了“经济机会法”。约翰逊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穷人数量在逐年减少，1959年，美国穷人为3950万人，占总人口的22%，到1969年穷人下降为2530万人，占总人口的12%。此后，穷人的比例大体上保持这个比例。消灭贫困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美国走向和谐的历程是一个改革的历程，它告诉我们，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围绕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方向来行使。(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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