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梅：对穷人教育学 政府更该感恩宽容

　　作者：刘克梅

　　11月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报道，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易本耀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 “这10来年，很少夜里12点以前睡觉的，有干不完的活；学校经常遭遇搬家、拆迁，被赶来赶去，一下找不着地方，能活活把人急死；生怕出一点点安全事故，时常处于焦虑状态，睡觉都得睁只眼。不出事都取缔你，真出事，还不把你捏死透。”他用河南话说。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1994年创办的，2003年被审核批准时，改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

　　今年3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

　　可是，在执行过程中，输入地政府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多会悬空，农民工子女仍然不能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按要求，要到公办学校必须有五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孩子在老家无人监护证明、现居住地证明。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做到“五证俱全”。就是办起了，一些地方的公办学校仍然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再说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子女根本无法承担由此带来的沉重费用。城市基础教育经费还要依靠择校费、高价费支撑运转，让政府再给农民工子女“分一杯羹”，不大现实。

　　值得庆幸的是，在政府矛盾、社会歧视和政策悬空的多重困境中，终于有农民工出身的易本耀们为农民工子女举起了教育旗帜。我不认为易本耀有多么崇高，他的最大优点就是教育选择对口，符合农民工子女胃口，都是农民工子女，平等而不受歧视，费用不高，能够承受。老师耐心，会给他们更多的爱戴。这种“穷人魂魄”的简陋学校虽没有城市公办学校豪华气派、规范正规、符合手续，却是农民工子女的“精神天堂”，是歧视夹缝的“蜗牛家园”。——学校虽不被政府看好，规模却在不断扩大就是明证。

　　不妨看看易本耀的教育信仰：“凡是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根本利益的做法，我就拥护；反之，坚决反对。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硬要毁掉这个理想，那就不能放弃抗争！”易本耀不仅在为事业奔波，更在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奔波，为输政府没有没有解决好的教育问题奔波，更为广大农民工的的经济贡献和社会效应奔波。所以，我更愿意易本耀就是当代的“平民教育家”。

　　什么是平民教育家，就是时刻将教育行为放到了基层和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上，强化社会效应和责任效应，经济效应和利润效应退居此要；时刻将教育行为立足于解决社会教育难题和教育尖锐矛盾，用教育公益性和教育公心化解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各种政策夹缝中，始终非常坚定教育信仰和教育精神(说实话，如果不是为着这种教育执著，易本耀本可以偃旗息鼓，另谋高就了)用最大的经济牺牲和耐心说服政府、开导政府，直至取得政府的信任和许可。试问当今教育，有几人能具备这种教育风度和坦荡呢？比一比那些平民教育家：倡导“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的陶行知，“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多处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 1927年后，积极提倡乡村教育运动。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以衣立国，教育应为占中华民族最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提出以普及乡村教育运动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还有黑暗世界“点灯人”——晏阳初，“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号召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结合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他们闪烁“穷人教育学”的诚挚品质让人敬佩，毕竟他们在为这个脏乱差的群体奉献着赤诚和欢悦，为社会难题提供了实事求是的答案，给穷人带来了福音。

　　社会有经济差别，教育就会有多元需求，对于农民工子女这个穷人群体，政府好心规范可以理解，可更要多从“穷人教育学”方面进行换位思考：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不是像教育家权威所言说的要关注富人，而是要把最根本的关怀转向穷人；不是更多的关注城市群体，还要关注农民工等穷人群体；不是要做成教育“强中强”，而是要关注“弱中弱”。多理解农民工学校的“存在即合理”的必然性发展和应该发展，而不能用“规则崇拜论”统统取缔。

　　政府应站在教育发展和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角度，对易本耀们表示关注、敬仰、感恩；社会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歧视和冷眼，多些“穷人教育学”，让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得到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