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民族想象

　　权利经济学·秋风专栏·

　　假设某一年的10月，瑞典人宣布，中国某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医学奖，那个时候，政府、科学界、舆论将会是何种反应？

　　每年10月，都是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综合征”爆发的时期。诺贝尔奖只是某某大学的某某教授获得某个奖，但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最突出的却是教授们所在的国籍。媒体也照例会发表评论，讨论为什么日本人获得了诺奖而中国却没有？为什么诺奖大部分落入“美国”科学家之手？这样的提问倒也十分严肃，人们也许确实能够通过深入的探究弄清，美国为科学研究创造了什么样的制度与精神环境，使生活在那里的学者、教授可以作出富有创见的研究。但无论如何，突出科学家所属的国籍，强调是“他们”获得了而“我们”没有获得，荣誉归了“他们”而没有归“我们”，背后却是一种科学民族主义。

　　科学生产民族荣誉

　　一些政府官员或从国外回国的成名学者特别喜欢讲一句话：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有国界。其实，不光是科学家有国界，近代科学其实也是有国界的，对生活于经典的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人来说，科学始终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近代科学诞生的时代，同时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两者是前后脚。科学正是通过与国界扯上关系，而获得其发展的重大动力。

　　现代科学兴起于中世纪晚期。整个中世纪，欧洲大体上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内部没有明显界线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世俗的政治安排也是封建制度，人们归属于这个或那个领主，而没有国家的概念。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科学活动纯粹是个人的事务。一个人如果因为科学研究而获得了科学共同体的荣誉，那也是个人的荣誉，与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到17世纪，欧洲进入绝对主义君主专制时代，科学成就逐渐成为国家荣誉的一部分。在封建制度下，国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每个领主都享有自己相对于国王的权利。随着国王享有了让·博丹、霍布斯所讨论的“主权”，现代民族国家在人们的心灵中浮现出来，他们的臣民则形成了“法国人”、“英国人”之类的民族意识。

　　在民族国家成形之后，人们开始急切地寻找一切可以增加民族荣誉的东西，科学自然成了一个形成民族主义想象的对象。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群众心理。普通民众其实也搞不清楚具体的科学成就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但这并不重要，那个成就获得他人的赞赏，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他产生自豪感了。

　　当然，近人之所以形成关于科学的民族主义想象，也与科学在现代性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有关。近代人认为，科学是进步、理性的象征，因而，本国人士在科学上的每一个成就都可表明，本国文明又进了一步，本国的精神又离理性的绝对之善近了一步。其次，这种想象也源于人们对国家实力的渴望。在工业时代，科学成就可以立刻转化为技术，技术则立刻可以转化为军事与经济力量。这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的真实含义：知识就是国家的力量，科学成就也就是国家力量一个象征。

　　民族主义的经典形态出现在18世纪末期以后的德国，相对于英法属于后发国家的德国，特别热衷于科学事业，首次建立了国家雇佣科学家的体制，人们对科学的荣誉也十分在意。1914年4月，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狂热气氛中，德国93个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牧师联合签名发表《文明世界的宣言》，声称许多科学发现是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只是没有在国外得到承认，而被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剽窃了。他们并宣称，全世界人都应该接受“真正德国精神”，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人中包括普朗克、伦琴、奥斯特瓦尔德等著名科学家。

　　国际竞赛意识

　　后来的前苏联又把这种科学民族主义推进了一步。在前苏联，体育是一种举国体制，科学同样是一种举国体制。有时人们搞不懂，为什么前苏联要投入那么大力量与资源。其实，在前苏联这样的国家，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本国人士在国际上所获得的荣誉。这既可表明本国制度先进、也是表明本民族身体强壮。科学成就具有类似的功能：既可证明本国制度优越，也可证明本民族聪明进步。冷战时期苏美之间的很多竞争，其实就是荣誉之争，比如太空竞赛，谁先把人送入太空、谁先登上月球，完全是为了争一口气。

　　不仅是在前苏联，在不少后发国家，这种科学的民族想象同样十分强烈。这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特征：后发，但又非常具有上进心。这些政府非常注重在政治之外的领域不断地创造优良的好成绩。因此，在经济上，这些国家普遍是“发展型国家”，政府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展开一场自己想象的全球经济强大比赛中。相对那些对经济增长采取一种自然态度的国家，这自然可以取得较好成绩。政府则拿这种成绩向其国人提供一种替代性满足。

　　科学、学术、体育、文化、艺术，甚至娱乐事业，都在扮演类似的角色。人们热烈地谈论着这些领域的“国家竞争力”。每个领域，都被想象成为国际性竞技场。一些官员及民众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国际竞赛意识。因此，每次有人在国际上获得一个桂冠，必会引起全民的巨大反响，政府也会因为这些人士极大地增进了民族自豪感而给予其让人瞠目的奖励，这种奖励，在其他国家是不大容易看到的。其实，按照科学研究的内在性质，即使在这些国家，科研人员所取得的成就，通常也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天才。但舆论却乐于把他的成就解读为民族的成就，科学家在民族的集体想象中成为民族英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的黄禹锡就曾经成为韩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这种民族主义想象，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相关领域从业人员的心态。不少科研机构、科学家自觉地让自己的科研成就给民族、为国家增光，尽心地在政府和民众面前扮演民族英雄的形象。为此，他们当然得拼命地在国际名刊上发表论文，他们当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们当然得不断地出成就，不断

地震惊世界，好让国民一次又一次兴奋起来。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由此而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乃是十分理性的选择。民众对此也无所谓：目不暇接的兴奋感可以让他们很快就忘却遭到欺骗的愤怒。

　　即使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仍然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并且侵入到最为理性的科学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