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到底谁是太穷的一般人

    傅 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尽管有少数经济学家执着与否认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社会各界和决策部门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近日，由发改委牵头、13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草稿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一场被称为“静悄悄的革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除了《意见》的政策本身，其中的一段话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意见》中称：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

　　“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是因为一般人太穷”一时被媒体热炒，并成了大家评论的噱头。有人认为，这样的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是穷人拖了收入分配的后腿。撇开这点不论，笔者注意到，《意见》中并没有解释到底哪些人群属于“一般人”之列。这并不是对一个细枝末节问题刨根问底，搞清楚他们的构成，以及他们“太穷”的原因，无论是对认识当前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还是对政策讨论都是必要的基础。

　　那么，到底谁是太穷的一般人呢？我认为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一般人”指的是没有权势的人。权力在很多时候只是公共赋予的，并不应成为掌握权力的人牟取私利的手段。然而，从各种信息看，以公权牟取私利的行为可能已不是个别现象。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这种对权利的滥用正是“腐败”的标准定义。尽管有学者强调腐败也可能是经济效率的润滑剂，但是更多的讨论是对腐败巨大破坏力的担忧。

　　公共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在做决策时，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他们会完全按照效率或公平这些“善意”的目标行事，他们还会考虑寻租的空间和可能性。比如，一些研究证实，越是腐败的政府，政府支出中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就越多，而用于教育的比重越低。因为基础设施投资通常单项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较为复杂，并且一般只与较少的人打交道，这些特性使得基础设施支出能够带来更大的租金空间，也不容易被监督察觉。由此，没有权势人的“一般人”太穷也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一般人”指的是无法进入高收入领域的人群。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构成了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这些差距是靠着各种各样的进入壁垒维持的。从1958年的《户籍管理条例》开始，城乡之间二元隔离已经延续了长达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变成了只有城里人才能享有的福利，农民只有为他们打工的份儿。地区之间的封锁和割据也阻碍着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先行富裕起来的地区小心翼翼地通过孤立政策保持着自身的优势，而落后地区又不甘心让资源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发达地区。此外，近年来，某些行业中存在的行政垄断几乎引发社会公愤。电力部门日前理直气壮地宣布他们的高收入是“合理合法”，可是，这样的部门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吗？

　　最后，“一般人”指的是没有其他要素所有权或财富禀赋的一般劳动力。虽然近年来时有所谓的“

民工荒”，但是中国一般劳动力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处于绝对过剩的阶段。迁徙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只能在血汗工资和务农收入之间选择。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资本、土地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回报大幅攀升。以人力资本为例，除了艺术家、娱乐、体育明星之外，大部分人的才能是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投资获得的。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加上高昂的费用使得贫穷的“一般人”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不能自拔。实际上，这类贫困是输在“起跑线”上的不公平，也就是起点上的不公平。

　　腐败当然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的来源，而设置就业壁垒造成的落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这两类差距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象，也是理顺初次分配的核心含义。“一般人”贫穷的第三个原因才应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和慈善捐赠的三次分配去缓解的。当前的讨论尤其政策动向中，将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放在了过于重要的地位，而对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重视不够，好像一提到优化收入分配体制就指多予少取。这是有失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