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青安：厦大高尔夫与北大技校

　　许青安

　　中国大学现在在与娱乐界”比、学、赶、帮、超“，那边北大副校长为学生就业无着，急了说北大培养”蓝领“，这边厢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说打高尔夫培育精英。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说”全国最豪华的一个高尔夫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投入使用，而且该校还将把高尔夫作为法学院等四个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朱崇实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市场的需求，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培育精英是高等教育公益性的最高体现。”

　　一个说大学要培养”蓝领“，一个要打

高尔夫培育精英；我们老百姓着实不明白了，你们大学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呀？

　　我们伟大的祖国可就指望着北大出些精英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科研经费大把的给，数学家邱成桐没有根据指责北大在引进高级人才和项目上作虚弄假，可怎么轮到副校长发言了说，培养”蓝领“，办技校哪里需要投资那么多呢？

　　当在国外高尔夫只是一项普通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厦门大学把他列入了“精英必修课”，在中国，高尔夫也会和台球、保龄球一样成为大众的运动，到这个时候，厦门大学会不会把“登月训练”作为“精英必修课”？法学院和谁打球？朱校长对于中国社会可真是入木三分的了解，只可惜这样一来，厦门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们走上社会后中国法律公正性如何去保证？

　　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高尔夫项目已经属于禁止审批的项目，厦门大学可以批下来的确不容易，海边的高球场在中国也不没有十家，奇货可居呀，应该做做广告，公开讲学生教学使用，在地价上还可以便宜些的。

　　当我们的教育产业化扭曲，大学生读不起书，毕业找不到工作，高校大兴土木，高校巨额借贷……问题严重到可以得出和“

医疗改革失败“一样的，“教育产业化失败“的结论，而我们的校长们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一样，不是推诿，就是还在为学校的投资在恬不知耻的鼓噪。

　　回顾我们的大学办学之路,政治化、市场化这俩化使我们的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市场化就是现在流行的“教育产业化”，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

　　所谓大学，一要有它的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曾经是北大清华引以为傲的招牌。但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官僚习气等弊病已经把两所王牌高等学府“毁”得不轻，于是，就培养“蓝领“降低标准来进行自我安慰。

　　二要有大师，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谓有大楼之谓”。现在的教授们老出洋相，基本的人文底子和老一辈的相差悬殊,更遑论什么大师了。要造就“中国一流文科大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口号，“脊续文脉，重振国学”，并亲自撰文多篇，阐述自己“与传统和解”的理念。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非常委婉的语气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脊续”这个词，应该是“赓续”。

　　用产业的观点来说，能不能出好产品，要好的加工厂，这就是大学，产品还要有个好的适销对路，这个循环，就是我们的教育产业链。

　　找不到工作，我们为什么不震惊大批“积压的产品”？这个比喻非常不礼貌，但是用教育产业化的思路就是这样一个比喻恰到好处。

　　有次去旅游,给我办理手续的业务员是某重点大学光电子专业的毕业生,据他讲,他们班绝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去做专业的事情,我知道这个专业是这所重点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而学生培养出来都去搞旅游跑业务买保险,现在的大学生该上专业课的大四都在找工作,这样一来,我们会不会犯了”错批一人多生一亿”的历史错误?我们的教育资源被这样挥霍,我们的未来难道要重提”专业对口”这个词吗?

　　中国的教育体制大学毕业，获得一份比不读大学一样甚至更低的薪酬——中国的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所谓“人才”的廉价的批发基地，尽管在它的上游，教育成本暴涨到了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之高。才会发生《怀揣大学文凭回炉技校》的中国教育之尴尬。

　　熊彼特把“人力资源”作为对“生产力要素贡献最大的要素”，而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投入产出仅仅从一个家庭一个学生来说，我们会不会重新回到“读书无用论”的时代？！台球神童丁俊晖就说：“读书有什么用？”厦门大学培养学生高尔夫，还不如直接培养出几个泰戈。伍兹出来，在中国一个读了十几年英语的学生连基本的对话都不会，英语是工具，在我们的教育下，英语成了“训诂学”。

　　“加工厂”为什么会没有做好呢？没有质量管理体系、没有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没有一种精神。一个时代的大学学风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气息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的最核心内容。中国大学远远偏离了大学正道，成为一个建筑工地，一个出售文凭的地方，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蔡元培时期，20来岁的毛头小子胡适可以当北大教授，没有文凭的辜鸿鸣可以上讲台。现在这些都是极难操作的了.

　　大学精神，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而我们现在的教授学者有多少是独立的，为股市唱赞歌的是他自己持有多少多少

股票待涨、教授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昔日的“梁效“批判组……更不要说教育界的种种丑闻，中青年老师英年早逝，学生跳楼频频；

　　评价体系怎么样，出来的产品就怎么样，这点是众所周知的。有些国内人士讨论，认为发表的论文数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评选更具有可操作性。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说，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是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还有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

　　关于建立评价体系，丘成桐说，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温元凯曾经说过，我们很多培养人才的人都不是人才，怎么培养人才？其言虽苛，发人深思。

　　高尔夫、蓝领……当我们大学的语无伦次、惶恐不已，凸显出教育产业化下高校的浅薄和底气不足，更暴露出了我们教育体制改革存在的种种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