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宏：实现经济公正比实现经济增长更困难

　　政府如何实现经济公正

　　经济人之吴向宏专栏

　　中共六中全会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其中，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消息让我非常振奋。几年来，我一直从经济人的角度，强调经济公正，关注贫富分化。我一直认为没有经济公正，也就不会有经济效率。未来一段时期，如果中国的商业秩序和经济环境能够变得更加公正合理，单这一制度因素就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成长。

　　但经济公正怎样才能实现？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强政府”传统的国家，大众往往对政府的能力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许，人们会希望政府发起一场运动，来“缔造”社会公正，比如说，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杀一批贪官，打几个奸商，达到“圣人出，黄河清”的效果。这类想法，在我看来，恰恰是偏离正道的。说到杀贪官，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狠手。比如清朝揪出的大贪官和珅，按今天来说属于总理副总理级别的人物，反腐力度到此可谓已经强得不能再强，但那并没有改变“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僚贪渎、经济不公局面。

　　必须认识到:政府要实现“经济公正”，比之实现“经济增长”，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目标。所谓政府，它的主体，是一个自上而下、令行禁止的官僚机构，这种机构最适合完成单一目标的任务。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可以用GDP指标来衡量的单一目标。政府只要把全部资源动员起来，层层压任务、加价码，GDP数字自然就会扶摇直上。所以，假若我们用“杀了几个贪官”、“没收了多少非法财富”、“投入了多少教育经费”这样的单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公正程度，则政府将毫无困难地在短时期内就能缔造出一个经济异常“公正”的社会。可惜，经济公正并非这样容易用单一指标衡量的目标。若是用上述方式人为缔造的“公正”，多半将成为不能持久的假象。

　　实现经济公正的难点在于，“公正”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在个体层面上，无论某甲和某乙做了一笔生意，还是老板和员工签订一个合同，这些交易公正不公正，归根到底，只能看交易双方自己的主观判断。外人也许觉得某甲或某乙吃亏了，但是只要他们自己毫无怨艾，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公正的。在整体层面上，全社会的经济公正无非就是所有个体公正的加和，是无数个人、团体、机构之间每日发生的无数交易均达到或接近公正状态的加和，是无数主观评价的加和。有没有任何客观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社会经济公正”这个主观评价的加和？对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道德家能够给出答案。以基尼系数这样的指标为例:我一向反对有些经济学者的“基尼系数无用论”，曾痛批他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我得承认它不能作为硬指标。基尼系数太高，当然说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意味着经济不公；但另一方面，基尼系数太小，又说明社会分配过于平均，也是经济不公。在某个范围内，一个基尼系数0.35和另一个0.30的社会，究竟哪个更合理更公正？这根本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

　　只有一个社会全体人民从各自主观立场出发，他们共同的自由和自主选择，才是达到公正的最佳途径。正如在经济学上，自由交易可以达到最高的市场效率，在道德领域，每个个体的自由和自主选择也可以实现最高的公正。如果让政府来抓“公正”，如果把“实现经济公正”作为考核各级官员的一个政绩，那么各级官员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就不得不人为设定一些“公正”目标，强力推行，其结果，将是政府意志代替了人们的自由选择，那在我看来，必将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公。

　　这绝不是说政府对“经济公正”就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政府在保障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最终实现经济公正上，具有无可替代的责任和能力。如上所述，经济公正的前提，是每个社会个体都拥有自由选择的经济权利。但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在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中，弱势群体的经济权利经常被强势群体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奢谈“自由市场”、“自由交易”等，乃是极不负责，极无良心。因此，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不遗余力地保护社会最弱势群体的经济自由选择权利，保护他们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仍能有最基本的、符合尊严的生存选择；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明智的政府，不是去企图“缔造”公正，而是创造一个基本的土壤，让公正能够通过人民的自由选择来自主实现。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它一方面剥夺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如拒绝工作的自由、集体谈判的自由等，另一方面却用人为手段来转移财富、人为缔造“经济公正”的表象。

　　(作者系国际商业战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