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宏观经济学的分岔与诺奖的平衡术

    傅勇

　　经济学是一门对多种选择的权衡之术，深谙此理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无疑对此精髓驾轻就熟。西半球传来消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这一决定顺利成章，却又耐人寻味。

　　经济学家似乎历来在意长短有度。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拉尔·德布鲁曾经讲过，经济学论文应该像女人的裙子一样，短要短到令人感到刺激，长要长到让人感到里面有些实质内容。写论文如此，做研究同样如此。实际上，合理拿捏长短期之间的区别是理解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枢纽。除了首创此领域的凯恩斯未能活到能够领奖的日子以外，对此作出过贡献的所有经济学家大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而，今年菲尔普斯独享此奖可谓有据可循。年逾七旬的菲氏建树颇丰，而

　　简单地说，菲尔普斯对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将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颠覆成了一条垂直线，其中的要害正是进入了时间因素。

　　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是，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在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进行权衡：较高的通胀率可以得到较低的失业率，反之则反是。这是传统的宏观需求管理的核心支撑。而在菲尔普斯看来，这仅仅是短期现象。在长期，市场充分调整之后，菲利普斯曲线将在自然失业率处垂直。政府刺激总需求的做法只能推升通胀率，而无法使更多人就业。

　　该突破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影响深远。因为，对于菲利普斯曲线垂直的原因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完全强调预期的作用，二是强调市场不完备所要求的调节过程。经济学由此发生了分岔：一端是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一端是脱胎换骨的新凯恩斯主义。

　　如何平衡两者就成了一件煞费苦心之事。而此番颁奖就体现了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跨期平衡术”。他的获奖不仅是从去年微观到宏观的回归，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本身的一次重大而必然的回调。

　　自从萨缪尔森获奖以来，凯恩斯主义阵营几乎囊括了所有宏观经济学奖。其后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但是劳伦斯·克莱因(1980)、詹姆士·托宾(1981)、弗兰科·莫迪利安尼(1985)、罗伯特·索洛(1987)，或许我们还应加上2001年的乔治·阿克洛夫和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虽然他们获奖的由头是信息经济学，然而，此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风光不再，理性预期的巨擘罗伯特·卢卡斯在60岁之前的1995年就将诺奖收入囊中，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最近的一次胜利是在两年之前。终于，推崇政府应该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大展拳脚的理念在福利国家瑞典再现光芒。

　　除此之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巧妙地避免了另一种争议：获得诺奖的标准是什么？将奖项颁给五十年前就已经问世、并早已写进标准教科书中的贡献，当然符合“实至名归”的大众口味。毕竟，当前经济学的活跃之士大都在大学里对菲尔普斯的理论下过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