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文：改造企业家 还是改造国民意识

　　柳传志的中和与御手洗富士夫的进取，同样令人深思

　　文/牛文文

　　所谓企业领袖，应该是那些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到转折点的关键时刻，站出来从商界的角度向全社会说话的企业家。最近，中国企业教父柳传志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就彰显了这样的企业领袖气质。

　　9月，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很快传遍了整个企业界(见本刊本期第26页《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差不多同时，御手洗富士夫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经济改造计划》的文章(见本刊本期第28页)，在日本引起极大关注。我们特意把这两位企业领袖的演讲和文章辑录在一起，从中可以读出不同国家商业领袖的共性，以及他们折射出的不同国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

　　柳传志和御手洗富士夫，尽管是两家著名大企业——联想和佳能的领导人，但在他们的讲话和文章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自己公司的名字，甚至没有提到自己所在产业、行业的问题。两个人都站在国家社会经济的高度，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向整个企业界甚至是整个社会说话。

　　他们都认为，经济社会到了一个转折点，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争取“向好的方向转”。两个人针对的，都是(调整)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的这一共性问题。

　　但是，他们两人的观点，却正好是两个方向——改造企业家，还是改造国民意识？

　　柳传志是站在社会(国家)的立场，向企业界提出要求，要求企业界主动关注社会和谐、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取守势。御手洗富士夫却是取攻势，站在企业的立场，向国家社会提出要求，要求“革新日本”，实现从“结果平等主义向机会均等主义”的转变，给强者(企业)创造更多机会。

　　柳传志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企业家群体不得不担负起转折点的责任。我们(企业家)要努力地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不然的话，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

　　企业家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的确是华人文化社会中商人/企业家面对的永恒课题。华人文化患不均重于患寡(穷)；士农工商，商是末流；为富不仁，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商业上的成功人士，必须时刻考虑自己和邻居(社会)的关系，否则就容易招致池鱼之灾。古代如此，现代也有传承；内地如此，港台亦不例外。李嘉诚先生近年就高调斥巨资设立李嘉诚基金会，大讲“奉献的艺术”。柳传志这次重提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应该也是基于对改革开放20多年后社会气氛与公众心理微妙变化的深刻体认。

　　反观御手洗富士夫，气魄很大，非常进取。他认为已经“失去10年”的日本需要在包括国民意识在内的社会层次上大胆变革，转守为攻；他呼吁日本人应该确立“自立信念”，克服日本社会的平等主义和嫉妒心理，实现由“嫉妒的经济”向“褒奖的经济”转变：什么事都求平等，甚至学校开运动会赛跑时都不排名次，这样的环境怎么能持续保持繁荣？！

　　一个只发展了20多年的国家，企业就被迫取守势，牺牲一些速度和效率，换得社会公平与和谐；而一个发展了50多年的国家，企业却向社会要求更大的进取心，给强者创造机遇。在世界各国，第一代企业家白手起家一般敢闯敢争开拓进取，第三、四代企业家家大业大往往保守中和讲求稳定，而柳传志的中和与御手洗富士夫的进取，却颠倒了这个代际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