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你能统计吗

　　既有幸福指数，有没有“不幸指数”呢？不幸者的表达总不及幸福者中听，如果地方政府面临幸福指数考核的压力，会有多少官员愿意去倾听不幸者的表达呢？

　　□潘多拉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上周表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消息一出，一些地方政府立即行动起来，围绕幸福指数展开“排名争夺战”，这似乎预示着，幸福指数有可能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考核地方政绩的一个新标杆。(《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1日)

　　近年来，GDP近年来饱受各界诟病，有人甚至斥之为“鸡的屁”，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从单纯关心经济总量转向到关心公众的幸福，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不过，鉴于以往的一些情形，人们又难免有些担心，既然在GDP政绩指标的压力下，一些地方能够一再上演“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好戏，那么，将来如果以“幸福指数”考核地方政绩，谁能保证这样的好戏不会继续上演呢？更关键的是，既然幸福是老百姓对自己所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一种感觉，它天然具有模糊、混沌的特点，或者说具有“不可计算性”，现在你要对它进行数学意义上的精确统计，即便从技术上讲没有困难，谁又能保证不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呢？

　　有人说统计幸福指数是一种国际惯例，国外已有一套成熟的做法，足以供中国人师法。然而，“国际惯例”不靠谱者屡有先例，岂可一概而论？前不久，英国有两个组织搞了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幸福大排名，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居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次于越南人(第12位)，比日本人(第95位)、韩国人(第102位)和新加坡人(第131位)，以及欧洲的英国人(第108位)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第150位)都要高得多。我不怀疑这个调查报告在技术上的规范性，但对其结论却实在难以理喻，我所能设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因为长期习惯于“表态”(比如要“认真学习”什么、“坚决拥护”什么)，所以比日本人、新加坡人、英国人等更易于承认自己“幸福的生活比蜜甜”罢了……

　　事实上，中国人对幸福的期望值向来偏低，有时甚至低到了令人辛酸的地步。作家刘恒写过一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后还获得了高规格的大奖，他认为幸福得来几乎易如反掌，“逛商业街最大的不幸福是什么？不是没钱，也不是丢钱，是憋了尿找不着厕所。一旦找着了，进去了，哗，你眼里和心里还有别的幸福么……幸福就在身边，甚至就在身上，还瞎找什么呢？”在刘恒笔下的贫嘴张大民看来，人活着本身就是幸福，即便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多好的老百姓啊，对幸福的感受多么纯真啊，在中国的张大民、李大民中进行幸福感调查，幸福指数不高天理不容。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语)，既有幸福指数，有没有“不幸指数”呢？因为幸福是相似的，对幸福的表达和强化也大体相同，所以对幸福进行统计简单易行；而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不幸者的表达总不及幸福者中听，那么，如果地方政府面临幸福指数考核的压力，会有多少官员愿意去倾听不幸者的表达，愿意去统计不幸者的感受并制作成“不幸指数”呢？

　　说到底，幸福指数即便能够从老百姓中来，也很难回到老百姓中去，很难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于是，可能也就是一个指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