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中国的幸福指数别成了闹剧

　　●具体的指数指标一定要是可度量的，与国际通行标准相吻合的，否则会变成一个闹剧。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自从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对外表示，以后在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指标的反映中，将加入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指标，于是幸福指数将包括什么内容，成了许多好事媒体纷纷猜测的对象。

　　说起政策带给人的苦与乐，不得不提起二百五十年前一法学大师，叫边沁，此人年少多金，十八岁就已硕士毕业，但没有继承父业做商人，而是埋头哲学研究，并发明了一套法学理论，叫做功利主义法学。

　　在这套理论中，边沁试图将一些复杂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权衡与纷争转化为苦与乐的明确计算，按法学界对边沁的盖棺论定，他的成就是开创了从能导致精确具体结果的实际角度看待法律的先例。

　　经过一番努力，边沁得出了一个说法，“功利是国家和政府的惟一重要任务”，凡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就是对的和值得提倡的行为，凡是不符合功利原则的就是错的和应当禁止的。

　　这套东西现在听来或许十分庸俗化，而且与中国人那句“熙熙来为名，攘攘去为利”相比，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但现实中边沁的理论甫一问世，便大获社会各界的青睐，边沁被各种社会团请去做演讲，比今天把《三国》一书品来品去的易中天还要红。

　　究其原因，在于边沁的理论来的正是时候。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大革命已告一段落，法学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为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的任务，当下要紧的是解决新兴资产阶级政权运行中碰到的难题。而边沁理论主张计算并尊重每一个人的苦与乐，通过每个人对政策反映的衡量，来评价政策的合理性，而当时的英国，社会资源被一个所谓的精英集团所垄断，边沁的理论为被排斥在利益集团之外的社会大多数所接受，成为他们要求改变现行社会架构的理论支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当然，国家统计局提出幸福指数不见得和边沁理论有什么直接联系，但幸福指数多少与边沁理论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幸福指数出台的目的之一，也是要重视社会中多数人的利益，而不能以利益集团的标准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我以为，幸福指数虽然听起来过于主观，但至少与当下 GDP 代表一切相比，更多了几分人文关怀，不过具体的指数指标一定要是可度量的，与国际通行标准相吻合的，否则会变成一个闹剧，就象我们现在看三年自然灾害、文化革命时期的宣传画，那上面的人个个都笑逐颜开，十分幸福的样子。

　　(王二，著名财经记者，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