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林：结婚的独生子和退休的婴儿潮

　　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重要的社会现象总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1980年左右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开始结婚，而美国在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也陆续步入退休年龄。这两个现象在一起，将会使得两国的资产需求形势产生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指引未来很长时间世界资本的流动，也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时机选择变得更加艰难。

　　一般而言，结婚常常伴随着较大的资产需求，而中国独生子的结婚更使这种需求的购买能力产生了“时空上的蔓延”：如在房子等一些结婚所需资产中，紧密的代际经济联系常常使得“远方”喜悦的父母寄来“多年”的储蓄付清了首付；结婚双方“未来”的现金流也通过住房抵押贷款制度得以兑现，形成剩下部分的购买力。有了时空的蔓延，这种购买力便是相当旺盛的，在我国几个大城市已有的统计中，2004年有关的结婚支出约为20万元，其中近60%的支出在于房产的购置与装修，购买耐用消费品以及一些当期消费约各占剩下40%支出的一半。

　　随着近年来

房价的上升，目前结婚的支出可能已经有显著提高。而且从统计结果上看，20万元显然不包含未来现金流的兑现，而这种兑现事实上也形成了现时的资产需求，为此目前大城市结婚时实际资产需求的价值可能已达40万元-50万元。考虑全国的情况后，此平均需求会有所减少，但是目前我国每年结婚近一千万对的情况，也使这一社会现象造成的资产需求非常的庞大。有了需求真实有力的支撑，资产价格很容易出现明显的上行趋势，并由此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资本的进入。

　　反观美国，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们已开始达到60岁的退休年龄，美国社会代际之间相对稀疏的经济联系使得这些老人陆续停止了新的投资活动，开始主要靠收取投资回报甚至出售资产以维持生活。历史上这波婴儿潮由1946持续至1963年，人口超过1亿，但是因为战后2-3年是婴儿潮相对集中的时期，因此在最近几年，退休的婴儿潮对于美国资产需求的影响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释放。

　　更糟糕的是，这部分人跟随着美国战后的繁荣一同成长，1982至2000年是他们的旺盛投资期间，而这段时间道指上升十二倍，《金融时报》估计的结果也显示，目前这部分人均拥有的资产规模约为七十九万美元。这部分人停止投资、出售资产开始养老储蓄，可能将使美国的资产需求出现明显的减少，资产价格可能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并由此形成较低的投资回报率。

　　这种情况下，美国市场上原有的资本很可能离开，到别处寻找投资回报率意义上的套利，而从目前的形势看，这些套利资本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可能便是中国。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波动可能是最值得警惕的，尽管我国有着庞大的真实资产需求，一定的资本进入有利于资产市场的供求对接，最终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可以超越产品市场在资源、生产能力、运输能力上的限制，达到惊人的波动幅度，过快、过大的资本流入与本国大量的增发货币无异，导致的是资产价格的泡沫，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目前中美资产市场的形势差异正使国际资本蜂拥而至我国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时机选择也因之变得更加艰难。

　　从各国已有的经验看，对于资本波动的限制往往依赖于强制性的制度，而基于资本流动的特征，很难说这种强制是没有必要的。近期几个国际经济大会很可能还将敦促我国加快资本市场开放进程。而与之相对，在9月12-15日举行2006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再次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应考虑市场承受能力。显然，我们不喜欢蜂拥而至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