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厅局级享受的卷烟 官本位的商业性渗透

　　徐迅雷

　　“年度最佳广告奖”，建议颁发给这一则卷烟广告：在南京市机场高速公路上，竖着某卷烟厂的一块广告牌，上头赫然写着“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至尊南京”是某卷烟厂生产的卷烟，每包售价100元人民币。(9月10日《人民图片网》)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广告的创意能力：昂贵的卷烟、高档的享受——这享受用什么“东东”能够形象详明地表白？“厅局级”！一方面，厅局级作为权力宝座，本身是高级享受；另一方面，厅局级能够抽得起这百元一包的香烟，说明享受之高级。老百姓想到厅局级的宝座上坐3分钟是不可能的，而抽一支这百元香烟，就能获得大约3分钟的高级享受，赶紧买了抽吧！你说，这广告不是很绝吗？

　　然而，这样的“绝品”广告，是一种典型的“官本位的商业性渗透”。由于做“官”能带来巨大实惠，促使“官本位”成为商业价值观之一；由此可见，

　　“官本位”为何能够轻易渗透到烟草行当？一个原因是，烟草与官员原本就是“近亲”。烟草与官场本来就密不可分，要知道，各地烟草领导人皆是不同级别的官员。也正因如此，拿“厅局级的享受”来为昂贵卷烟做广告，实在是“恰到好处”。正如有网友所说的：“这则广告才叫实话实说”。至于有网友愤愤地说“抽这个烟的人用自己买吗？自己的钱舍得吗”，那是另一种烟草与官员的联姻方式。

　　“烟场”为何形同“官场”？这背后，原本就有垄断权力的魔力在作祟。经过多年的“经营”，烟草行当早已建立了“政、企、商结合，权、钱、利互动”的“社会机制”——“烟场”很快就被操练成“官场”了。你看，在“烟草王国”云南，就“出产”了褚时健、陈传柏、魏剑三个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卷烟厂厂长，他们可都是有着官场级别的；官场作风和官场做派，甚至腐败的方式，都成了他们在商场充分使用的“套路”。

　　烟草向来“我行我素”，这就是一种“官本位”的“商场版”。譬如，曾经有法律界人士质疑香烟不标保质期、不标生产日期，说这是“四部法律管不住一包香烟”：《烟草专卖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产品质量法》第4款规定“限期使用的产品，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食品卫生法》第21条也有相关规定。但这个“特殊行业”就有这样的“特殊惯例”，它就是不按照法律办事，看你奈何！烟草作为垄断专营的行业，一直来很爽；烟草不能做广告，但是一直在变着戏法到处在做，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不久前有消息说，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5年后杜绝所有烟草广告(2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看来这个也只是存在于理论、摆放于公约，只要“烟场”与“官场”不分家，你就永远不能当真。

　　不久前，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4期)。现在，透过这个“厅局级的享受”的卷烟广告，我们还真看到了“官强为患”、“官意为患”。

　　以官僚制为特征的“官本位”，其商业性渗透越强，对商业经济的危害就越大，致使我们距离“工商文明”就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