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青安：企业家与国企混蛋

　　许青安

　　2005年度实际纳入考核的企业总数为166家，考核结果为：A级28家，B级84家，C级48家，D级4家，E级2家。被评为D级和E级的企业被认为是“不及格”的企业。其中，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发生1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由C级降为D级；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华录集团、华源集团等3家企业没有完成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为D级；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2家企业财务数据不实，考核结果为E级，并要求限期整改。

　　国电集团、大唐集团、中电投和华电集团等4家发电企业违规发放高额住房补贴，受到减分处理；李荣融甚至用“太混蛋了”来形容几户负债率过高、账本混乱的企业。“如果负债率再增长，就换人！”李荣融表示，对于已有的因盲目扩张出现问题的企业将来也要追究责任。

　　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支撑的是微观经济的企业的经营结果,而这一点最重要的常识往往被忽略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取决于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谁在经营国有企业呢？为什么选择了“混蛋”在经营国有企业？

　　体制上,我们要求是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实际上，我们的存在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上、操作技术层面、人员素质等等的缺陷；才使“混蛋”可以走上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

　　国有企业的授权垄断地位决定了对其经营管理水平要求并不高，在政企分开至今没有分开的情况下，在国有与民营“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市场下，我们的“领导”不是“企业家”而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在“收入”上要和国际惯例看齐，在国有企业特有的公共责任上，却是充分利用垄断，用涨价来掩盖其经营管理的粗放和无能，一些

垄断行业产品价格陷入年年调、年年亏，越调越亏、越亏越调的怪圈；难怪有人说中国国有企业的官真好当；

　　在国企亏损的原因中，经营不善占到87%。职工下岗常常提出“企业破产是领导的决策失误，为什么我们失业”(令人想起企业决策责任制、企业家机制、政府职能转变)…我国国企领导制改革走过任命、承包、委任等形式，1987年重庆试行“资产经营责任制”，试图将竞争机制引入经营者的选择上。而现实中的国有企业领导缺是“企业家缺位”，经营者只是“国家”的“干部”。

　　那么，如何选择经营者？如何激励、约束经营者？分析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没有企业家市场的发育成熟，没有一批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国有企业改革只能是良好的愿望。“混蛋”被骂完还会再做“混蛋”事情，撤掉几个“混蛋”，下面还来几个“混蛋”，因为我们没有亡羊补牢。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企业(或政府)失败，我们不应单纯从经营者是否正直上去寻找原因，而是应该检讨制约和选拔的程序和规则等制度层面的问题。

　　“企业家”这顶帽子被中国舆论廉价出售之后，我们对于经营者的要求随之也模糊了；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的要求应该是“企业家”的要求；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西方国家高级管理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为万分之七，而我国是万分之0。3，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国际

竞争力评价，中国企业家创新的综合水平位于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第41位，能胜任高级管理位置和开发市场素质能力为最后一名，管理人员的国际经营经验列40位。

　　“企业家”这种“产品”是一种特殊、稀缺的产品，按纳尔森对产品的分类，产品可以分成“搜寻性产品”(search goods)和“体验性产品”(experience goods )两大类，在商品市场上，为了防止欺诈和降低搜寻成本， 有一系列的市场制度和手段，如

商标、质量证书、合同等，而我们的人才除了文凭、职称等同质性的指标，异质性的如人才评估、公开竞争上岗等仍处于摸索阶段，更多的还是干部任命的组织部方式。

　　我国人才、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结构：公有制职工、非公有制职工。同样，在企业家人才市场也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现在各地的企业家市场是给外企和私企服务为多。二元结构使企业家要素的进出产生障碍。我们要探索如何将竞争机制引入国企经营者的选拔中来，将党管干部、遵循《公司法》、解决企业领导机制问题等有中国特色的系统问题从人才使用方面得以解决；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搜罗、评价、培训、上岗四个环节上进行规定和有效的执行。

　　在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功能结构中，要强化“国有企业”的激励、配置、选择、约束四方面的功能设计，而我们在激励约束上“过度激励”，产生为公众诟病的“行业高薪”，在约束上依然是科尔内的“父爱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在配置、约束机制上几乎是失败的，正是这样的机制缺失，才会出来国有企业的“混蛋”领导；

　　在评价体系上，我们没有科学、诚实的方法，沿用行政干部的管理方式，到问题出现，经济损失已经造成，我们除了骂他“混蛋”，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混蛋”的评价机制缺陷存在？在选择机制上，信息不对称，市场法则失灵，出现“劣品驱除良品”的现象，“混蛋”就很容易战胜“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