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孙志刚之后 谁将引发制度变革

　　由一个人的死，引发某些重大社会制度变革的，这些年里大概只有一个孙志刚。眼下，或许还会产生两个——李志强和孙留根。前者在小贩暴力下殉职，后者是城管暴力的牺牲品。“一个摊贩的刀子，所刺中的决不是一个城管副队长，而是当前城市管理的软肋。”一个无辜老汉死亡前的责问，所追问的也不仅仅是个别城管队员的粗暴的执法行为，而是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由一个人的死，引发某些重大社会制度变革的，这些年里大概只有孙志刚。眼下，或许还会产生两个——李志强和孙留根。

　　前者是北京市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执法人员，于8月11日遭遇无照商贩暴力抗法，被刀刺中，经抢救无效而殉职。

　　后者是河南省平顶山市一63岁的市民，在8月10日，因责问正清查小摊小贩的城管为何不文明执法，遭遇城管队员群殴、谩骂后，仆地而亡。

　　小贩暴力和城管暴力就这样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同时上演。李志强和孙留根，尽管，两者死后待遇不同——前者，凶手被当场抓获，有市委书记亲自过问，有隆重的追悼会，有申报为烈士的可能；后者，凶手尚未认定，没有城管部门的沟通，没有风光的葬礼。但他们的死因相近——均是小贩暴力与城管暴力冲撞之下的悲剧；他们死亡的社会价值相同——都唤起了社会对现行城市管理制度(确切地说是市容管理制度)的质疑。

　　于是，近年来各地小贩暴力抗法、城管暴力执法的案例，被一一翻出来晒太阳，社会舆论直指当下城市管理中的怪圈。《信息时报》一篇评论说：“一个摊贩的刀子，所刺中的决不是一个城管副队长，而是当前城市管理的软肋。”一个无辜老汉死亡前的责问，所追问的不仅是个别城管队员的粗暴执法行为，而是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什么是城市管理？往大里说，城市管理是“对城市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进行整体管理”。往小里说，城市管理是指“对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的管理”。按照城市管理学教科书的理论阐述，城市管理的职能被概括为导引、规范、治理、经营和服务。

　　按照上述说法，笔者理解，城市管理的5项职能中，“导引”是城市管理中的第一要义。所谓导引，其原则就是使其“符合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任何对于城市中人和物的规范、治理、经营、服务的行为，都是建立在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上的。

　　在我们的城市里，小摊小贩，算得上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罢。这些在岭南方言中被称为“走鬼”的群体，不仅出现在城市化尚在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出现在西方许多知名的国际大都市——纽约曼哈顿街头也有卖热狗的小贩，像极了我们的卖烤山芋、煎饼果子的摊儿。这些人有的来自他乡贫穷的乡村，有的则是本地疾速城市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居民。

　　因为不可回避，城市管理中任何规范、治理、经营、服务行为措施，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客观存在。更何况，这些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城市化产物——随着城市扩张，土地被兼并开发，失去土地的乡民像无根的浮萍，游走在城市里。城市街头的小本营生，是他们惟一的生路。

　　如何让小摊小贩们与城市和谐共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大多数城市对小摊小贩的管理简单粗暴——有证的，管起来；无证的，赶出去。倘若这简单粗暴的“管”与“赶”的过程，再暧昧地掺和着部门私利，冲突便在所难免。

　　“小贩暴力VS城管暴力”的怪圈背后，最该关注的还不是城市管理者具体的管理技巧，而是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及自我在城市的定位。在一些人看来，城市是少数人的城市，城市功能设置必须服从于城市外在形象的设计。如此，在许多城市的规划设计中，小商小贩被忽略不计，即使有，也往往被塞进城市的皱褶里，管起来、藏起来，生怕他们破坏了“国际大都市”的美好形象。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怪现状：为了GDP增长，不妨对污染项目网开一面；却为了所谓的城市景观，对小摊小贩们的区区管理费斤斤计较；如此，才导致一些政府的斜视，只见小贩暴力抗法却不见城管暴力执法……

　　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城管因公殉职，也不愿看到一个无辜市民的冤死。要走出“小贩暴力VS城管暴力”的怪圈，城市管理者还需自省。

　　郝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