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试问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收费底线在哪里

　　今天有两则关于建行的新闻可谓“相映成趣”：一是8月29日《中华工商时报》的消息说“建设银行湖南分行各网点的公告显示，从9月1日起开始将对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的用户收取数额不等的年费和月费”；另一则是同日的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说建行职工平均年薪8万8按内地标准是最低的，今年建行将大幅提高员工薪酬30%，另外还将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激励。

　　建行在全国率先对ATM跨行查询收费后，再次带头“吃螃蟹”了。倒不是老百姓出不起这“三毛钱”，城市里的收费公厕也是这个价却没见多少义愤的，问题是：一边是看不到尽头的“收费竞赛”，一边是莫名其妙的“加薪竞赛”，凭什么让客户以利益侵占为代价为银行的“后花园”埋单呢？年薪8万8还是最低的，董事长算年薪的方式很奇怪———因为作为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薪酬测算显然是劳动价值和产出效益权衡的结果，但建行比的是“交通银行人均是9.8万元，中国银行人均更达10.3万元”，倘若所有的老板都如此来测算员工薪酬估计全部破产———这个悖论其实也不奇怪，你看人家“南航”上半年亏损近十亿，空姐照样换新装，而且一甩手就是6000万———背后的逻辑同样是昭然的：福利无忧、成本转嫁、薪资自由。从既有的博弈看，“收费”和“涨价”的曲调是一样的，“国”字号企业游弋在市场游戏规则之外放任着群体利益的无限寻租，而老百姓基本别无退路。

　　亚当·斯密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为什么我们的“银行宴”越来越口味诡异、而作为“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国有商业银行态度蛮横、语调铿锵呢？笔者以为恰恰在于公众对行政力量的期待过高，而对司法正义对银行收费底线的制衡能力心生疑虑：譬如，《商业银行法》规定了银行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银监会、央行分别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而在此之前，商业银行无权擅自制定或者调整取现交易的手续费；从《合同法》而言，商业银行与持卡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银行贴通知也好，在媒体发布公告也罢，在法律上只能视为一种修改合同的要约，即使银行收费告示公布之后持卡人没有表达异议，银行也不能认定持卡人就同意交费，因为我国《合同法》规定不可以将沉默视为承诺……尴尬的是，有几成公民看好过“上海市民邓维捷诉交通、工商、建设三家银行及中国银联跨行查询收费案”呢？

　　在银行“收费无限”这个问题上，我们遇事就喊反垄断的简单思维显然被实践归谬了，当商业银行在“民意反弹”中岿然不动，滞后而有限的行政力量又能解决多大的市场乱像呢？———国有商业银行的价值取向已经异化了：一则拼命拒绝并排斥数量最为广大的中小客户，只要储蓄，不愿服务；一则又采取拖拉等方式，坚决拒绝进一步的开放市场，阻止了社区银行、民营银行等有可能专门为中小客户服务的银行业竞争者出现。请记得那些国字号商业银行的前身，是人民资本的土壤养育了它们今天“傲慢与偏见”的力量，当经济伦理已然失效，行政力量又不足以扭转，只有祭起法律的合力来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收费底线”兜底吧。否则，总有一天，“银行进门费”、“选卡号费”、“新钞费”等等的天方夜谭迟早会被国有商业银行“兑现”。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