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清波：当代中国改革的三个意外和三个启发

　　■邓清波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几年前，他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有过一次关于中国的严肃讨论。最近，在回顾这次讨论时，他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出现了很多白手起家的民营富翁。从数据上来看，去年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有企业，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很深厚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我个人感觉，这也是中国一个非常奇特有趣的现象。”（《瞭望东方周刊》 8月23日报道）

　　约翰·奈斯比特用“非常奇特有趣”来形容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值超过国有企业的产值这一现象，这是因为，他看到的正是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意外”表现：体制内改革步履艰难，体制外改革成果斐然。“体制内”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之内，许多改革措施裹足难前。特别是国企改革，各种改革方案、举措层出不穷，但许多国企仍然诸病缠身，相反，在“体制外”即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中，由于顺应了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形势非常迅猛，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例。

　　事实上，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改革还有另外两个“意外”表现：

　　一是尽管中国总体战略上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然而，在局部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却是“激进式”改革。例如，整体上看，我国农村改革就是“激进式”的，全中国广大的农村，仅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反，国企改革却一直是 “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效果反而不彰，这显然令人感到“意外”。

　　一是从宏观上看，改革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是政府在推进改革，但实际上，具体领域成功的改革，却往往有赖于民间的智勇开创。最典型的还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是由安徽几十个农民写下“血书”后探索出来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最初本源也可追溯到改革初期，一些普通百姓冒着触犯“投机倒把”等诸多罪名的风险小心翼翼地探索、开拓。反过来，国有企业改革中公权力一直在唱主角，反而变得举步维艰。

　　从这三个“意外”中，人们也不难获得三个“启发”：

　　第一，民营企业等中国“体制外”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身轻如燕”，没有国有企业那么多的历史包袱，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相对明晰的产权，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更有活力；相反，国有企业其实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好产权归属问题，改革不仅难以攻坚突破，甚至导致瓜分贱卖国有资产、把大量职工甩出来增加社会稳定风险等诸多严重问题。因此，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指出，国企改革应慎重考虑如何在体制改革变得更有效率的同时让尽量少的人下岗。进一步做到“产权明晰”，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实现“责任明晰”，也仍然是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

　　第二，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因此在改革上的步伐绝不容许迟疑，必要的谨慎是应该的，但一旦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找到了正确的路径，就必须大胆跟进，以“激进”的方式，雷厉风行。当改革因素的累积性增量已经达到一定幅度，犹豫迟疑只会坐失良机，敏锐察觉，快速推动，不给旧体制喘息调整反扑的机会，也不让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阻挠得逞，这是当代中国改革攻坚阶段必要的战术考量。

　　第三，政府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但是，在改革的具体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尊重和相信民间的智慧和勇气，要始终让民意来主导改革的进程，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让各个阶层公平地享受改革成果，继续保持和发挥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政府自身要进一步加快转型，适应发展，建立健全更加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顺应民主法治的潮流，而不可故步自封。要让民意来推动改革方法的积极探索，而不可由权力来对改革方案闭门造车。

　　懂得了这样三个“启发”，并将之付诸实践，再回过头来观照中国当代的改革历程，则各种“意外”都将不再令人感到“非常奇特有趣”，成功和失败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中国改革的成功将是更加顺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