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西部的出路不只在于民营化

　　文/吴木銮

　　2006年8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报告指出，2005年西部经济增速超过12%，但居民收入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在继续扩大。2005年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在城镇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在农村则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2006年8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

　　其实，之前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告显示，增长最快的省份只有三个属于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和四川，而另外七个大多来自于东部地区。因此，究其实，西部的发展速度也不快。就是在这种不快的基础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却拉大了。

　　与此同时，西部的环境问题非常突出：一是城市和工业集中地区污染相当严重，万元产值排污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土地退化加剧，西部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三是水生态平衡失调，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四是林草植被覆盖率总体不高，质量和功能下降。国家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表明，仅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已占到当地GDP的13%，等于甘肃和青海一年GDP的总和。

　　居民可收入增长缓慢，身边的环境恶化，于是笔者不仅要问，2000年开始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效在哪里？

　　笔者曾在兰州完成大学本科教育，深知工矿型城市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快乐与忧伤。就举甘肃省来说，金昌市是一座以开采冶炼镍铜等有色金属为主的资源型工矿城市，镍矿总储量居世界同类矿床第三位；白银市曾创造了铜产量、产值、利税连续18年全国同行业第一的辉煌业绩；兰州是知名的

化工城；嘉峪关是钢城。毕业多年，当地的同学经常抱怨工资不见长，环境却日趋恶化。这与上述的数据是吻合的。

　　为何守着这些“金山银山”(金昌与白银市)却有如此尴尬的处境呢？还在于多年前一直探讨的基础资源价格问题。比如山西省，煤资源的部分市场化也伴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总体来说却增强了稀缺煤资源的处置效率。因此，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企业的民营化，而是基础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化。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调整西部地区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大压缩国有制(成分)，扩大私有制(成分)”(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何炼成的“药方”)只是治标而不治本。

　　在入世的背景下，西部发展其实还多了一个压力。在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进行交换时会产生巨大的价格差，而中国东部与西部又形成一层价格差。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不仅成为煤炭、钢铁、铜和水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而且也是最大的

能源浪费地。这就表明基础资源价格还是比较低，但是，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幅度居高位(7月份3.6%)，也就是说工业品出厂时的价格还比较高。从进入工厂的原料这一端来说，价格比较低，而从工厂出来的最终制成品的价格却比较高。虽然，这种资本深化的过程有升值的本能，但两端相差太大并无益而且不公平。从当前国内的现状来看，许多初级产品加工厂在西部，而制成品生产商在东部，因此，到西部“掏金”更多透出一种不公平的交易，一个自称“救世主”的发财之道。所以笔者要追问，是否可以要求东部与西部一起共担外部性效应的费用呢？西部发展是否仍应一味地“顾全大局”？民营化能解决多少问题？

　　1988年9月，邓小平曾强调“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较快的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适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因此，该到东部沿海地区服从大局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