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重：鼓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奇谈怪论

　　陈名重

　　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樊纲等5位经济学家的一个新观点：“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5—10年内不会逆转”，断言“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樊纲语)

　　据国家发改委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合理值上限的0.4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面对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不争事实，已弹奏出很多社会不和谐的音符，国家高层权力核心为改善这一现状，已作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决策。而樊纲等经济学家对此无动于衷，却反弹琵琶，鼓吹所谓“收入差距不可避免”的奇谈怪论，他们围绕这一主题，貌视各抒己见，实际上却是矛盾百出，从不同角度运用所谓高深莫测的理论来影响国家高层的决策，企图扭转改革的正确方向。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论断，通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等措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波澜壮阔改革大潮的强大助推器。应当承认长期以来强调了“先富”，却忽视了“共富”，以致造成今天收入差距过大的不少社会困局。这里暂不涉及先富者中少数人的不合法问题，国家正在通过

宏观调控，适当调整和缩小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是迫在眉尖，有的已经实施，有的将要启动实施，达到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目的。可是这些经济学家不是围绕这种全民关心的国家大事进行理论研究，而是大唱反调，不但对“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合理现实大唱赞歌，加以充分肯定，并要求将这一现状长期持续下去，至少要保持5—10年将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将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如果依了他们的这套理论去指导我们的改革，恐怕要不了5—10年，人民共和国就可能不存在了，危险啊！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但绝不是樊纲所说的“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这就不但赤裸裸地把“先富”和“共富”对立起来，而且从根本上把“改革”与“共富”对立起来了，把“共富”与“绝对平均主义”等同起来了(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把今天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推到了改革身上，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今天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但不是问题而且简直就是改革的“功绩”了，这是怎样的经济学家？人们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改革中不同程度的受益者，当人们对改革中一些问题进行理性反思时，这些经济学家总是横蛮地指责为“动摇改革”，并且把产生的问题归结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今天，另一位经济学家李实又习惯性地称“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经济学家们一会儿说收入差距过大是改革应有的必然结果，一会儿又说与改革无关，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横顺都是“有理”。那么，改革又要怎样才能到位，到位以后又会怎样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化解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差距？何不将你们的方案拿出来给社会进行理论性的推导一番，供大家见识见识，那不是更有益于社会，更有利于国家？是拿不出这套方案，还是不愿拿出这套方案？

　　另一位经济学家箫灼基的说法更是耐人寻味。他说国家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多种措施，只要保证贫困人口有饭吃，即使收入差距大的现状继续发展下去，也不会发生社会动乱。这不是在为继续保持拉大收入差距鼓劲壮胆吗？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激励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完全必要的，但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的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社会制度决定了的，决不能以是否发生社会动乱为标准，如果那样想问题办事情，岂不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体素质降得太低了？

　　社会的进步需要改革，不能认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都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如果发现问题更需要通过改革来逐一加以解决。我们需要的改革是能够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不导致收入差距过大，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这样的改革绝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全面落实

科学发展观，决不允许导致现行社会制度的瓦解。这样的改革，的确有相当的难度，是要动脑筋，花力气的，既要符合科学发展观，又要有改革为民的思想，更要有费省效宏的成果。改革攻坚，“坚”在何处？就在这里！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改革家，这样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