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我们凭什么不能对大学教育抱功利期待

    邓海建

　　教育现功利化倾向，民调34.7%受访者后悔上大学。之所以会“后悔”，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 24.6%的人认为“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才是最关键的”，20.6%的人赞成“不上大学多没‘面子’”的说法。对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曾谈到，我们把过多的希望都与念大学联系起来，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价，不能只看一张文凭。(8月14日中国青年报)

　　《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逻辑上说，中国

传统文化中“学问”的“修身意义”远甚于“治国平天下”，但是大学教育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空地带，它在市场经济下濡染的功利倾向和工具理性主张任是谁也粉饰不了的面容——要不，你如何说服一个农民拿着35年的纯收入供给子女去“中国大学”里仅仅仰望一下道德的天空、顺带打磨一下知性的光泽？从价值取向看，教育从来就不排斥功利，譬如古代科举就是上层建筑为教育敞开的现世功利的“星光大道”——如果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反倒担负不起底层少年“离开农村、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等等向上的责任，这样的大学教育又有何理性与正义可言呢？

　　我们凭什么不能对大学教育抱有功利期待呢？老百姓勒紧裤带供养着中国大学教育，其艰辛其悲情无异于武训之乞食兴学。“极端功利主义”是错位的，但有点功利期待怕也是合理的。我们不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假设大学生及家庭算做一个理性经济人，根据简单需求理论，公众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相信教育公共性正义性的前提下，冀望通过埋单大学费用来转嫁改变命运的风险，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由于大学就业率的空间弹性和就业预期中的结果不确定性，导致社会公众作为高等教育需求者和大学教育供给方之间存在着显然的信息不对称，加上高校与公众在经济博弈 中的话语权和违规成本的概率差异，从而为高校欺诈公众提供了可能——入学前宣称前景无限，毕业时争当甩手掌柜——不合理的“教育期望差”就这样诞生于信息不对称下公众对大学教育的过度需求。一边数字化地制造期待，一边逻辑性地声讨期待——却没有人为这个明晃晃的悖论担责。

　　一面是表面经济数据连年向好，一面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经济回报预期越来越低调。“办学质量差，收费水平高”的怪现象已经是“公共产品经济学”无法圆说得了的诡异了，大学教育不能保证人人都找到饭碗——这的确是真理，但还有一个真理可能被我们热爱数钱的高校或者正是靠曾经的大学教育改变了命运的教授们遗忘了——真正的大学教育即便给不了你一个饭碗，但它更该给学生们打造饭碗的本领、以及在找不到饭碗时断不会反过来忽然觉得啥也没学到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