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医患关系紧张对社会公众不利 对谁有利

　　朱四倍

　　“近些年来，中国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社会上一部分人把‘看病难、看病贵’的责任都归结到医院和医务人员，出现了对医务人员不信任、歧视，甚至丑化的现象。这样发展的后果，必将使人民的健康受到损害，必将使政府的形象产生影响。”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在第三届中国百名医学家峰会上说。(见中国新闻网8月13日)

　　医患关系紧张对社会和公众不利，站在医生的角度，这样的话语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医患关系紧张仅仅对社会和公众不利吗？对医生有利吗？近年来，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医疗纠纷已成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诚信作为医学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院生存、发展、获得经济效益的生命线，是极其重要的医疗资源。但是，很多医疗机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医患关系紧张对社会和公众不利之说，就有对诚信是重要的医疗资源没有引起重视的嫌疑。

　　我们知道，医患关系是一种发生在互不相识但却利益攸关的陌生人之间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对于病患者来说更是如此。病人期望得到医生负责任的精心医治和特别照顾，而不是敷衍塞责，只治病不救人；医生也期望能够得到病人的理解支持，相信医生的医德和医术，医患之间的这种相互期望就构成了医患关系的核心是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医患之间才能进行良好的互动与沟通。因此，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信任的关系，并且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际关系，既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异质性不对称交往，也是一种不对等和不可逆的交往，这就使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不仅具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同时也具有了更为显著的复杂困难性，最终使医患信任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笔者以为，这是医患关系出现种种问题的根源所在。无视医患关系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医患关系紧张对社会和公众不利，实质是对医疗机构责任的推卸。

　　现代社会中，医生职业与医疗机构的职业化和组织化，既依赖于医学知识技术的专业化和精细分工，更有赖于医疗活动使用的组织与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这一方面强化了公众对医疗机构与组织制度的信心与信赖；但另一方面却也削弱了公众对医生个人的信任，将对医生个人的信任替换为对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制度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凭借组织制度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自然不可乐观。但是，制度建构的立足点并非是对人性本善的信任，而恰恰是对人性本善的根本怀疑和完全的不信任。真正能够推动促进医患相互信任的制度建构应该是能够将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嵌入在人际信任之中，将公众对组织规章与社会规范准则的信任融入在对遵守、维护和捍卫制度规范的典范楷模人物的信任之中，使公众对制度的信任扎根于人际信任之中，相信制度是因为制度是由人们所相信和信赖的人在制定与执行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公众信赖在于他们能够时时事事的遵守、维护和捍卫着人们所期望的制度。只有这样的一种嵌入性的制度建构，才能够良好有效地约束机会主义的自利行为和惩治破坏制度规章的违规越轨行为，才能够建立起公众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在制度制约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相互信任，才能够消除医患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