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的农民意识观念导致人人都想买房

　　王育琨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为什么住房价格高涨，还不断有人投资买房？一般化的解释于事无补。深入剖析中国当下把住房投资需求推动膨胀起来的独特机理，对把握中国住房市场的走向，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20年持续每年10%的增长速度，其中80%转化成居民收入，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量，而居民收入中的40%转化为储蓄。但这笔庞大的金融资产的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些人年积累百万以上，而有些人则勉强糊口。在少数人手里集结的金融资产，还可能要遭受负利率的煎熬、股市的重重黑幕堵截以及花样百出的“老鼠会”的沉陷。高增长、高储蓄，金融资产集结的巨大差距，另外再加上投资渠道的狭窄，使得住房成了一个泄洪口。而且，在住房投资中集结的，不止是现有城市居民的收入，更多是居民的未来收入(抵押贷款)和非城市居民收入(非城市居民的亲朋好友集拢的资金)以及转型投资基金(温州炒房团与各类中外基金)。资金如此之多、如此之丰富，住房价格一时很难按得住。

　　住房改革的本意是要解脱单位对居民住房需求的责任，而实际上不仅没有削弱，还因为体制改革没有跟进，使得单位成了住房需求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据7月29日报道，

审计署上半年共审计184个单位，专项审计调查31个单位，查出违规问题金额223亿元。200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审计9.1万个单位，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这些资金多数都跑到住宅建设上去了。有的城市如重庆还在搞二次福利分房，一位70多岁的一般退休干部，只有老两口，以前已经分得130平方米的房子并且便宜买下，这回又以1300元的低价分得一处160平方米的房子，而同类房屋的市价在3000多元。

公务员的住房在当地形成了很强的示范效应。改革前住房福利扩张虽然在搞，但是路径不多。现在花样翻新而且都合理合法！只要你不是往自己兜里装，多少都没事。这就是我们的体制！

　　中国城市居民，虽然住在现代化的宅子里，观念上却还残留着农民意识。农民意识，重实体轻虚拟，重元宝轻票据，重现金轻虚拟。西方社会是经过没有宅子的农奴转变为产业工人而来。而中国农耕社会文明，却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恒产稳定性的基础上。毕竟上千年的文化积累，在短短的20～30年时间里怎么可能把农民的本性转变过来？一个父母如果不能为后代置房，将是一种耻辱；一个人能够置房，是有恒产恒业的标志，是有稳定社会地位的开始，所以宁愿做房奴，也要买房。现代经济是以工作流动为本质特点的。即便是在一个公司工作，一提升就要流动。中国城市人要真正适应这个社会，还有待时日。而且，中国当今社会女性的拥有心理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女人买一件时装，可能一生只穿一回，但是它要摆在那里；一件大钻石首饰，可能一生也戴不了一回，但她要保存；一个男友或丈夫，她不是不相信他的人格，但只有整天陪伴在身边，她才有安全感。这种占有欲表现在住房上，便产生了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民性。

　　其他强劲的助推力量还有某些官员对GNP的盲目崇拜、

开发商一波又一波的“新住宅运动”以及银行按揭的放大效应。这些方面论述已很多，容不赘言。

　　每一个人是一个宇宙。每一个市场也是一个宇宙。只有深入到每一个宇宙中，才能够理解复杂表象背后的理性。中国住房市场迫切需要洞穿混乱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