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必须有人为公众普遍持续的不信任感负责

　　给“信任危机”一个制度出口

    郭之纯

　　对权力部门的“信任危机”成为最近的热门议题。如“欣弗”、“齐二药”以及此前的“年批万种新药”等事件，正使药监部门和“国药准字”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国家发改委8月4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处价格违法案件情况，使教育收费管理部门也陷入同样的窘境——因为这是教育乱收费连续6年“蝉联”冠军。有人质疑道：教育乱收费真的下工夫去治理了吗？有多少治理者是在用“真吆喝假打”来糊弄公众？(《上海证券报》8月7日)境遇相似的还有建设部门，譬如前段时间围绕“国六条”的种种莫衷一是地解释，让许多人怀疑起建设部门等对打压房价的诚意。而持续的看病难、看病贵，也已经使卫生部门遭遇了很长时间的怀疑……

　　权力部门频频遭遇信任危机的现象，委实不容小觑。

　　当然从理论上说，公众对国家权力部门产生怀疑，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在政治学中，为制度设计确立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前提预设，诸如“非天使统治”预设、“无赖原则”预设、“必要的恶”预设等，体现的就是一种对政府“不可完全信任”的态度立场。当公众懂得对权力部门可以“不信任”，就会加强监督；而这种“不信任感”也可成为权力部门的一面镜子，助其确立明确的改进方向，是鞭策其改进管理理念、服务方式的动力。

　　但是，“不信任感”只适宜停留在宏观的“思考方式”上。如果公众的“不信任感”是源自于现实，情况就大有不同。因为社会发展、公众福祉有赖于政府的有效运行，而政府的有效运行又必须依赖于公众的信任。可以说，公众对政府权力部门的态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效果。

　　由此观之，当前的一些情况令人忧虑——食品药品市场的持续混乱、甚至是越来越乱；教育乱收费连续6年“蝉联”冠军；许多城市持续走高的

　　信任危机考量着权利生存的制度空间。为什么在人们的抱怨声中，某些领域、某些局部的情况仍然在持续恶化？这并不全是因为情况太复杂、矛盾太突出，或管理经验不够、执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有许多局部的情况恶化，甚至是由相关权力部门或相关人员推波助澜而形成。譬如，近年来年年都有“

　　当前公众对权力部门的监督，较为可靠的只有舆论一途。但再强大的舆论，也无奈于有关部门的充耳不闻甚或装聋作哑。于是，尽管公众的“不信任”已经非常严重，而权力部门的怠惰、甚至对权利的蔑视却仍在兀自持续。

　　公众的对权力部门的信任危机必须得到制度化的释放渠道。这种渠道其实也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渠道。必须有人为公众普遍持续的“不信任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