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烟草干部年收入30万有什么好奇怪的

　　徐迅雷

　　杭州烟草公司一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7月31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高收入是怎么“走光”的呢？打官司打出来的。这位享受高收入的赵某是位女性，因为“年满50周岁”，杭州烟草就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么一退休，只拿退休金了，“年收入30万”就泡汤了；而一般概念上，女干部退休年龄是55周岁，差了这么5年，收入相差大了去了；这位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按其在职时的收入，赔偿人民币共计1760902.5元，所以这可称得上是一场“百万大赔偿”的官司。

　　我对“一官司惊爆烟草行业高收入”这样的报道标题不以为然。人家电力垄断企业的“抄表工”年收入都10万呢，烟草公司一位堂堂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有什么好奇怪的？俺们国度垄断企业的高收入，地球人都知道的，何况烟草是“垄断”加“专卖”。你去看看什么高人方能成为这些垄断企业的领导，什么人马才能“调进”这些企业成为正式员工，实现“趋之若鹜”的愿望，就明白个三分。

　　我们的垄断企业，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私有化”，即“国营民有”，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上是“私人”的，也即企业领导人、经营者以及其员工的。与一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不一样，我国的垄断其实就是“权力垄断”。所有垄断企业的领导人、经营者，几乎都是有官位有级别的领导干部，这些强大的垄断企业被强大的权力所控制，然后强大的权力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30万元”之类。所以，与其说企业是国有的，不如说企业是官办的；与其说企业是官办的，不如说企业是官员及职员“私有”“民有”的。当然，这种“私有”“民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私有”“民有”；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你退休了或离职了就享受不到那“30万元”之类的“分红”了，但对于这些垄断企业来说，你走了别人来，始终有着官员和职员，继续享受“分红”，只要垄断不破、权力不除，垄断企业利润永远是“个人”首享的。

　　所有垄断企业，都不是什么“按劳分配”，而是按垄断分配、按保护分配、按政绩分配、按名分分配。垄断得强，分配得多；保护得好，分配得多；政绩搞得大，分配得多；只要进入企业有了领导或员工的名分，就获得分配。而这种领导干部三五十万年收入只是看得见的分配，分配之外“看不见风景的房间”还在别处，比如他的亲戚可以在“外围”经营、运作，捣鼓上游的原料也好，倒腾下游的产品也罢，都很容易来钱。

　　《半月谈》杂志刚刚发布最新独家调查，选出了百姓关注的

和谐社会十大热点问题，排行榜之首就是“收入差距扩大”，说明垄断阶层高收入与贫穷底层的低收入的差距，确实成了“不和谐”的焦点。列为热点排行2至10位的，无不与此有关联：“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对于垄断高收入者来说当然没啥关系，而低收入者就叫苦连天；“就业难，劳动者

维权难”正是低收入者的苦难源头之一，别说让他们到垄断企业就业享受高收入待遇，就是到工地累死累活也不一定拿到那可怜的辛苦钱；“社会保障滞后”让低收入者缺乏抗风浪能力，“预后”更是不良；至于“反腐倡廉亟待加大力度”、“道德规范失控”则在垄断高收入者身上体现鲜明；“环境污染未得到有效遏制”几乎就是“高收入是建立在对低收入污染基础上”的另一种表达；“公民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的“利益诉求”主要来自低收入阶层，表达的渠道都不畅，实现的可能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社会治安不佳，黄赌毒危害严重”，可见社会不公的后果；“打官司难信访难”则大抵是对低收入下层而言的。

　　所有的利益既得者，都会竭尽全力维护既得利益。这位年入30万的烟草干部，通过打官司来表达利益诉求，试图找回因提前5年退休而失去的利益，这当然是她的权利，无论官司输赢，都是她的个人行为。而对于垄断企业来说，根本用不着这么烦，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舆论“道德法庭”，他们完全可以 “我自岿然不动”，只要抓住一个“牛鼻子”就可以——那就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