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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谈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6日 10:03 新浪财经

  

谈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

新浪专栏作者杨燕绥。(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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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燕绥,女,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社会保障(企业年金、医疗保险和员工福利等)。有数部中英文个人专著和数十篇较有影响的论文,已经形成具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和基础,如《劳动法与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社会保障立法》(英文),《社会保险法》、《企业年金理论与实务》等。

  7月24日-7月30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杨燕绥。----编者按

    谈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  7月26日  星期三

    文/杨燕绥

  如果老百姓讲“看病贵”,反映一个问题,即医疗服务费用太高;如果老百姓讲“看病难”,则反映另一个问题,即是医务人员的脸不好看,不负责任;如果老百姓讲“看病不放心”,一定是医疗服务安全性出了问题。三个问题源于一个原因,即医生和患者之间严重存在信息不对称。

  综上所述,在价格已定的情况下,医疗服务由诊断治疗和划价收费两个信息流程构成。在诊断治中医生掌握信息,划价收费伴随诊断治疗的处方发生,是一个由多服务环节和多次交易环节组成的长时期运营过程,由

医院财务人员掌握信息。一个手术住院治疗之后,从耗材到用药,可能会发生上百个甚至几百个交易,眼花缭乱的医学名词和英文缩写,即使出示了收费单据,也让医疗服务购买者难以识别。面对医疗服务单据,表面的信息披露仍然掩盖着实质的信息不对称,由此构成管理上的难度。这里隐藏着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诊断治疗的行为标准与流程以及财务管理。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出现的“天价医疗费案”提醒了人们,暂时不讨论治疗行为的规范问题,仅就发生在治疗服务流程中的管理漏洞(是谁在处方上签字?),就足以伸进巨大财富的贪污黑手。因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患者面对天价的索求却无可奈何;因医疗财务的封闭运作,医院管理层面对黑手却束手无策。

  在卫生经济学中,诊疗费用覆盖了诊疗信息和财务信息,在理论上是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将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开研究,注重区分诊疗信息和财务信息,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1)诊疗信息即医生处理医疗服务信息和提供医疗服务产品的行为,处于信息生产的高成本过程,包括医生人力资本(学业和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医院物质资本的投入。医生劳动包括两个价值,既是医疗服务信息的研发人员,也是医疗服务产品的生产人员。

  (2)财务信息是基于诊疗处方发生医疗服务交易的行为,在价格已定的条件下,通常按照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次成本”进行收费,再对医院、医生等人员进行分配。

  对于患者来说,前者是知识,后者是金钱。诊疗信息涉及医生对个人健康状况,特别是疾病状况的判断,以及治疗方案和形成治疗方案的理由;财务信息涉及该治疗方案的成本和个人需要支出的费用。

  如果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诊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医疗消费的粘性决定二者在财务信息方面必然存在更严重的不对称。基于这种信息不对称,“看病贵”就成为必然现象,人们(包括政府和患者)在这个泥潭里越陷越深。因此,

  困扰全世界的医疗成本上升问题,之所以有“泥塘”之称,关键问题是在这两个环节上的信息不对称。到此,我们终于见到了泥塘之底,毫无疑问,现代医疗服务管理和治理模式的研究应当从这里入手,即释放诊疗信息和财务信息。

  清华大学《中国式管理型医疗》课题组,围绕医生、医院、

医疗保险和社会公众四大主体在医疗服务领域的角色和功能展开了研究,在对中外医疗服务管理体制进行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如下几个关键问题:

  (1)主体目标的互逆性

  (2)诊疗信息类别化

  (3)财务信息标准化

  因此,分解卫生经济学的“诊疗费用”定义,建立“诊疗信息”和“财务信息”两维分析方法,从而发现医生、医院、医保和社会评价等不同主体的行为动机和目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维四圈型医疗服务治理机制”。医疗服务治理也属于广义管理范畴,从医生自律、医院管理、第三方付费制约到社会评价与监督,包括管理规则、方式、过程和绩效。现代医疗服务治理在四个层面实现,并相互支持和制约由此形成协同治理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医疗服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标准化,包括诊疗标准、用药标准、收费标准;加上财务信息公开,医疗服务明码标价;医疗服务被置于多层次的,甚至社会化的监控之下;人们很容易发现谁是值得信任的医生,好医生也可以从物质到精神得到补偿。只要“天是蓝的,水是绿的,白衣天使就可以再回到人间”。

  基于这个治理机制,可以实现强制诊疗信息和财务信息向外移动,实现标准化和社会化,如卫生信息网、DRG病种付费、医院评价指南和医疗服务行为标准等,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患者被诊疗信息和财务信息武装,形成与医生谈判和健康

维权的能力。这是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长久之路。政府则是打造和维护这个机制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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