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凯：人民币长远战略该如何谋划

　　陈立凯

　　当前，我国人民币价格依然在价格观念和市场惯性中停留在对美元价格敏感的上涨或下跌之中。但实际上我国汇率机制已经从单一盯住美元转变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机制的完善、娴熟在改革、改进之中，而市场依然过多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敏感涨跌，加之美元本身价格变数存在，人民币的压力似乎在增加。市场或许忽略了一点，即今年年初以来，我国人民币多元组合的价格已经显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效果，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但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等货币是下跌，对美元的敏感性逐渐在缩小。因此，对当前人民币价格趋势的分析和预期应该综合短期因素和长期背景和现实，综合分析预期。

　　汇率变化的经济基础因素何在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无论经济基础、金融规模或市场娴熟性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相比拟。如果一国货币价值超出自身实力，强硬接受国外要求改变，前景必将是惨痛的，日本的前车之鉴教训是十分值得深思的，更何况我国目前的状况与当年日本有巨大的差异——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不能承受，难道我国可以承受吗？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环境看，有三点是个人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结构与贸易结构改善的效率需要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处于关键时期，不同领域、产业、行业的协调、有序发展面临新的考验和政策指引，经济发展前景和当前状况存有自身不确定的影响，我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不得已而延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济模式和金融架构，使我国经济机遇与问题明显的表露在世界面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许有时更多来自外部因素推进，缺少内部自发经济基本因素促进，更严重逆向国际趋势而行：与全球通胀压力应对反比的我国通缩的忧虑；全球利率普遍上升中，我国低利率或利率不变预期的反向运行态势；全球服务业扩张态势，与我国制造业扩张态势反向运行等等，这不仅将不利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主动参与和应对，并且必将带来巨大的压力与风险。

　　长期以来，我们贸易数量大于质量的局面没有太大的改观。我国贸易结构和实力缺少基础，贸易顺差并非代表贸易利润，

人民币升值后一些企业利润下降30%的事实表明，我国贸易中的加工型和转口型贸易存有低质量大的扭曲结构问题，我国一些企业或产品开始大量遇到贸易壁垒、贸易制裁或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因此，我们需要用效率和智慧解决这类问题，以现有体制背景的条件解决贸易质量和利润，以新的管理和考核模式促进和实现贸易结构的有效改变。

　　第二，金融改革与国内市场交错的匹配需要综合。

　　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原有股份制银行改革有脱节或缺少综合配套改革战略与策略的考虑。从美国相对成功的经济金融发展经验，以及日本已经开始改变并有所起色的经济复苏和金融效率看，两者对于股市发展规模和效率的重视和改观，是其经济和金融强大或反转的重要经验教训；甚至包括目前经济转轨国家的东欧股市也处于高涨上行，并且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市场有较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我国金融改革需要有战略意识和配套工程，不要忽视实质问题，采取单边解决问题的手段，这样并非利于均衡、科学发展思路。

　　当前我国

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善健全是核心，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模式并非可以脱离股市“单腿”行进，其中包括银行改革也不能脱离国内市场而在海外“独臂”挥舞。我们似乎需要对单纯依靠海外上市的国有银行注资和改革路径加以反思或有所调整，其中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平衡国内外资本在银行改革中的作用，应充分利用银行改革契机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防止银行业改革由合理利用外资演变为被外资控制的外资化倾向，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慎重看待外资参股问题，因为我们银行业的基础还有脆弱性，外资的娴熟技术或实力规模是无法与我国相提并论的。

　　第三，行政体制与市场效率交替的意识需要改观。

　　目前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创新和发展依然具有明显的官本位行政色彩，无论国有银行或企业股份制改革，或资本市场股权分制改革，或经济金融理念或实践改革，都存有明显的政府色彩独断性或垄断性，这不仅影响市场化手段、产品或效率的体现，而且有时也使行政体制与市场效率处于低水平、低素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改革的效率，浪费着改革的时间或精力，这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面对，并有效解决和改正，否则面对2006年的入世全面开放，我们的金融压力或风险是不可轻视的。

　　人民币长远战略的国际背景

　　基于我国与美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战略与全球化策略的差别，似乎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美国再度打压人民币问题的核心所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展的博弈，而短期与国际政治因素、国别关系有关联。

　　焦点在于美国整体利益与我国实际状况的反差条件。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方向的需求，但或许有违于美国对我国人民币的意愿和政策。美国处于自身利益需求，期望我国人民币加快市场化的进展，不断以市场需求确定价格，但是美国忽视了我国国情的实际状况，在我国经济实力和市场资源尚未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阶段时，美国对我国人民币“过高”要求。从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际效果看，美国经济利益和损失并存，对我国则是利弊各异，相对有些行业则或许是弊大于利。

　　以下几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人民币升值后的美国和我国利益状况：首先除去国际石油因素，2005年我国整个制造业利润增幅，已由一年前的60%下降到目前的10%以上，制造业利润下降，不仅造成了70%行业的边际收益率减少，同时也导致这些行业减少投资冲动；另外央行上海总部2005年12月份对部分具有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性企业问卷调查显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企业利润下降较为明显，2005年一些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6.3%，抽样调查中有55家企业盈利，有15家企业亏损，其中有11家企业由上年盈利转为亏损，但出口量较大的纺织服装业利润下降特别明显，相当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利润同比下降超过50%。其次是我国

商务部统计显示，我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我国贸易顺差的83%，也就是说我国贸易顺差大多是外商投资企业促成，而非我国实质贸易的增长。最后我国贸易顺差并非等于贸易利润，美国虽然存在严重贸易逆差，但其从全球贸易获取巨大贸易利润，美元贬值全球紧张性就表明美国贸易状况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强烈关注我国人民币问题的基础依然在于自身经济利益和战略意图的考虑，无疑违背了我国实际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值得我国理性应对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