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公正

    ◎傅勇

　　据说，当在中国访问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得知将被安排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为了对可能涉及的问题有所准备，这位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宏观经济理论大师决定事先向中国的同行们询问一些基本情况。“中国的高增长率近期平稳吗？”卢卡斯问道。当他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又问，“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吗？”。中国经济学家又毫不含糊地告诉他“ 不严重”。卢卡斯想了片刻，那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是啊，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大度量宏观经济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高增长、低通涨”的黄金搭档足以让许多国家的

宏观调控当局艳羡不已。

　　但经济史一再告诉我们：停滞会摧毁经济增长，会带来绝对贫困的威胁，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可以埋葬增长本身，因为有产生“丰裕中的贫困”的潜在危机。显然，对中国而言，后一种风险要大得多。

　　最近，贫富差距问题受到全国上下高度关注。以市场为导向的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让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引起了颇为广泛的不满。与此对应，很多人则认定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的不彻底。持续一段时间以来要求对改革进行深刻反思的呼声表明，如何确定根本的改革方向仍然是一个远未达成共识的课题。笔者在这里想为后一观点提供一点切实的证据。

　　半年多前，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农民工问题在湖南、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的九个城市以及天津市调查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有一个调查项目是农民工的收入情况，附加的对比调查是城市居民的收入状况。现摘录结果如下：

　　1、农民工(有效回答764人)：

　　500元以下80人，占10.7%；500-600元144人，占19.3%；601-800元189人，占25.3%；801-1000元155人，占20.8%；1001-1200元80人，占10.7%；1200元以上98人，占13.1%。

　　2、城市居民(有效回答755人)：

　　500元以下152人，占20.1%；500-600元48人，占6.4%；601-800元119人，占15.8%；801-1000元109人，占14.1%；1001-1200元64人，占8.5%；1200元以上263人，占34.8%。

　　很清楚，两个人群的收入分配有明显的不同：农民工收入主要在500-1000元之间，占65.4%。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布。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最低档与最高档，占54.9%，中间几档则占45.1%。呈两头大、中间小的收入分化型分布。

　　我们知道，在双轨并存的转轨经济中，中国城市中的就业部门可以分为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市场化)部门。农民工完全在体制外部门就业，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因而可以说，农民工的收入分布直接地反映了市场分配的结果，它通常是因为能力和机会的分布而呈现出一种接近正态的分布。调查中发现正是这种较为公正的橄榄型收入分配。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则同时在体制内和市场化部门就业。显然，在一些垄断部门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部门，甚至是一些分配体制落后的正规就业部门，农民工是不能进入就业的，而被调查的城市居民则有一部分参与其中。在市场化部门，如果劳动力的素质一样，那么，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就应该获得同等的报酬。这样看来，城市居民比农民工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正是体制造成的。

　　当然，把城市居民收入超过农民工的部分完全归结为体制因素也有些鲁莽。因为，农民工的条件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没有多少人力资本，从事简单劳动，年龄也基本是青壮年。城市居民则不同，他们在教育和所从事的部门等一些方面差异较大，这些是与体制因素无关的，并且同样也是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于农民工的原因。

　　即便考虑到这一点，体制因素显然是不能抹煞的。在个人收入分配上是这样，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上也是这样。城乡之间二元经济体制和地区分割这两个体制障碍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按照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要素收入均等化原理，如果完全由市场因素决定，同等质量的劳动力应该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获得等同的报酬，差距就不可能这么惊人。

　　如果上述解释是可信的，那么，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市场化改革可能是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途径而不是加剧分化的诱因。另外，区分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和体制因素造成的收入具有重要考量。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体制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均既有损于公平，也益于效率。变革这些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体制因素需有一个改进整体福利的途径，并是改革的题中之意。困难在于，虽然整体福利会因此而提升，但既得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这也正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阻力重重的原因。

　　无论如何，认识上的正本清源是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前提。

    作者为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