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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继学
在反思改革中，有一种非历史主义态度在滋生，其中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由来与发展，有些人大有割断历史看现实的倾向。只要是经历了改革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来之不易。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北京大学经济系一位时任系党总支书记的副教授于
1992年10月12日深夜为计划经济自愿殉葬。他用了一种极端的行为表达了自己对于改革路径的坚持。应该说，当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怀疑乃至反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今天，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大多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路径。
藉此，本文试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作一个简单回顾，通过我们走过的曲折路径，共同体会看待当前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一个坐标感、历史感。
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天路历程
毛泽东在四十多年以前曾总结性地指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1]现在看来，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史，恰恰是经过了一条走出俄国人的路，走向自己的路的曲折轨道。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理论基本上因袭斯大林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而进行的，但已经开始以独特的方式断断续续地探索着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2]虽然曾出现了长时间的曲折、停滞和严重的极“左”错误，但很早就开始注意到商品(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例如，1956至1957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市场的讨论，1958至1959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的讨论，1961至1964年关于价格形式机制的讨论，都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范畴。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真正认识是从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后进行的。如果说前苏联和东欧经济理论的探讨大大超前于改革的实践的话，那末，中国经济改革一个重要特点[3]就是，改革的进行是在没有系统的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发展的，改革的进展十分迅速，对于市场的认识是与经济改革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改革实践的重大进展，同时标志着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过程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历程之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1979-1984年)
1979年至1984年，是我国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形势不仅要求我们运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弄清那些被颠倒、被混淆的经济理论问题，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又要求我们对复杂而又陌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新体制的选择问题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思路。为此，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以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1979年4月，中国经济学界在著名的“无锡会议”上，第一次冲破斯大林关于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全民与“集体”这两种公有制之间，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真正商品货币关系的传统观点，并对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人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的作用，计划与市场必须结合。当时甚至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但由于实践的限制与传统观念的束缚，绝大多数学者至少是认为市场经济或市场调节只在一定范围内起辅助作用。
学术界是这样认为的，改革的领导者们也是采用这种提法的。其中以陈云的概括最为著名，他当时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4]在随后的多次重要会议上[5]都基本上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方针。
应当指出，这一主一辅的原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第一次明确肯定了市场调节上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总的来说，这一原则仍是传统集中计划经济的产物，因为它还将指令性计划当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另外，它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互相对立的“板块”式关系，带有很强的机械拼凑色彩。
历程之二：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1984-1987年)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标志着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认识的一次重大突破。《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是：第一，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也包括指导性计划；第四，指导性计划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
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超越：第一，首先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第二，否定了把指令性计划当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根本特征的传统观念，从而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基础。不足之处是：一是承认商品经济但不承认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二是把发展市场体系只理解为发展商品市场，因此对市场机制的理解还比较简单片面。
历程之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1987-1989年)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问题进行了新的概括和说明，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的体制，其基本内容是：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第二，必须把计划经济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即国家运用经济和其他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良好经济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第四，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是全面的、开放的、竞争性质的，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包括其他各种形式的生产要素市场。
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是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第一，首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制的不同，把制度与体制区别开；第二，在这一模式中。计划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间接计划，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大大提高了市场的社会地位；第三，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全方位全领域性质，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存在的“半商品经济”传统观念和改革之初所形成的“半市场”意识。美中不足的是，它仍末能跳出从所有制角度看待市场经济社会属性的思维框框，所以还没有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尽管如此，十三大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已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
历程之四：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阶段(1989-1992年)
这是中国改革遇到曲折的短暂的停顿时期。1989年前后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为了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行政控制，直接计划调节的作用有所加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这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在这一提法中，计划经济又被强调出来。但这时所指的计划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根本上是不同的。从具体内容上看，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的认识仍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十三大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但对于市场作用的认识有所降低。在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就表现出这种倾向：第一，它认为计划经济可以从总体上保持经济按比例发展，市场调节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第二，计划经济不限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改革要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第三，属于总量平衡控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的调整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主要发挥计划调节作用，企业日常活动等小型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第四，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做好综合平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整经济的运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于市场和计划关系的认识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对市场的作用不深刻，甚至有所退步。
历程之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提出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时期
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中国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认为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事过十多年之后，在中国的改革面临着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春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南巡讲话。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构想。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7]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魔咒，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对市场经济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党的十四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这是关于市场经济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上的又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飞跃。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把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和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局性整体推进阶段的标志。
历史的新课题：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既然中国人已经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为中国人彻底告别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迈向新世界，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然而，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同样充满着曲折和坎坷。因为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现成的模式可参考可依循。因此，与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跨世纪”理论争辩相比，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则是一个更具现实迫切性的实践课题，一个更为复杂、具体和细微的探索性的理论课题。
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阶段、主要成就及其面临的问题
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它是贯穿于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所以，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程度，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程度。
与我国理论界、政治界和社会各界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互关系以及市场机制作用问题的认识程度基本上相一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基本阶段：(1)从大统一的计划统制模式发展为(2)改革初期的计划与市场的板块式结合；再发展为(3)改革深入阶段出现的两块的渗透与重叠；进而再发展到(4)计划与市场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有机结合。而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过渡的第五个阶段。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一个崭新的市场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正在有力地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和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
第一，我国消费品市场基本形成，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越来越大。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渠道、开放的市场基本上取代了过去留影家垄断、单一渠道、封闭分割的消费品分配方式；日益兴起的多种形式交易市场冲破了消费品按行政区划、靠行政办法组织流通的体制；消费品价格也由多种形式取代了国家定价的单一形式。
第二，我国生产资料市场正在发展，市场调节范围逐步扩大。生产资料过去完全靠计划分配，根本没有市场。改革开放后，物质生产企业自销权扩大，价格由“放调结合”、“双轨价格”逐步向市场定价过渡；各级各类生产资料交易中心、专业市场开始建立。
第三，初级资金市场兴起，正在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发展，证券市场、股票市场逐步形成和完善。
第四，劳动力市场有较大发展，为劳动力合理流动创造了条件。企业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政府和事业单位普遍实行考评与聘任制，职业介绍、双向选择等促进多层次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第五，技术市场不断壮大，加速着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科技市场成为迅速沟通经济与科技结合的重要渠道，科技成果应用率明显提高。
但是，我们还必须冷静地看到，我国新旧经济体制的彻底转换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大量的困难需要克服。虽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它还受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因素的强烈干扰。主要表现为：
第一，宏观调控体系尚未从原有计划体制中完全摆脱出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干预过多、间接干预乏力，政府决策行为缺乏稳定性、连续性和预见性。
第二，市场调节机制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过多，难于发挥应有作用。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联系，还只是外在的、形式上的联系，缺乏内在的有机结合，造成市场是“计划外市场”，计划是“非市场计划”。
第三，市场主体难以真正到位，企业仍缺乏独立面对市场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自主经营的权力。企业本身独立性少、依附性大、等级森严、超经济职能多，难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赢得机会均等的发展条件和环境。
第四，市场组织和市场结构不合理，市场规则不健全、不统一，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市场导向失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完整配套的各项法规以及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统一规则，这类工作准备严重不足。
第五，市场发育和成长不平衡，特别是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育迟缓滞后，影响了整个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严重的地方行政性封锁和部门分割，也加剧了市场发育和成长的不平衡。
最后，还必须指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有体制上政策上的障碍，更有来自思想和理论领域的强大阻力。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是根深蒂固。它时常会干扰和阻挠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简短的结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客观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合乎世界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重大的科学的选择；在理论意义上，它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乃至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次历史性超越。
1、从整个人类历史角度来看，商品经济及其必然伴随物市场经济，从它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也有几百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点，又有着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相结合的特殊性，因而标志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2、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还是产品经济，这是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最终大胆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由原来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经济到承认有商品经济，从承认有商品经济到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近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而提出的科学结论，从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标志着社会主义从停滞、曲折和危机走向了复兴的新时代。
3、计划和市场本来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并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派，都人为地将其涂上一层厚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各自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出发，共同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虽然从本世纪30年代“兰格革命”开始到60、70年代东欧的改革，有不少经济学家都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始终没有能够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束缚，所以他们的构想和建议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能变为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使这种构想变为现实，而且克服了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性和空想成分。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471页。
[2]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便标志着这种独立探索的开始。而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所展开的那场教旨主义式的大论战，则是为独立探索的公开化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虽然那场论战存在着把民族特色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弊端，并导致了尔后愈演愈烈的教条主义和极“左”错误，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恰恰为中国人七十年代以后彻底摆脱苏联的模式和教条的束缚，顺利改革，准备了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条件。
[3]“中国特色”的改革是在没有充分理论准备的前提下经验地摸索地前进着，所以“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句俗语竟成了对它最形象最贴切的比喻。应该辩证在看到，这种特色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是缺乏整体性和预见性，可谓“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优点是可以在实践中避开一些经典束缚和学理性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恰恰又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而原苏联东欧的改革之所以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地看，“中国特色”改革的经验性和探索的特征又是和中华民族的那种重实用轻理论、重功利轻思辨的传统文化心理密切相联。故此，有学者认为，“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甚至恩格斯也认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4]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
[5]如1981年11月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都是持此类观点。详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及《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
[6]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吉布尼的谈话(1979得11月26日)。
[7]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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