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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坏市场”保持一份清醒，一份警觉
陈伯君/文
(最近在《光明观察》读到《不存在什么“好市场”“坏市场”》，十分惊谔！——作者是一位研究制度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理论的专家，也断然否定“坏市场”的存在。)
最先指出市场有好坏之分的经济学家有吴敬琏、林凌等先生。这些大师们都在终结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体制转型、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政策设计、实践探索，都可谓先驱者。他们“播下龙钟”，中国市场经济已成大势，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而在“三个显著”的同时，他们清楚地看到了理论构想与现实发展的差距：权贵资本的势头猖獗，贫富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日愈尖锐，非公平增长的惯性难以遏止，社会不安宁的变数增大。这些严重问题，冲击着制度的底线，动摇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的信念。这些也是他们不愿意认同的现实。所以，吴敬琏们多次警告：中国搞市场经济，不要滑向权贵经济的泥潭，不要步入诸如印尼苏哈托当政搞的市场经济。那种市场经济，财富过于集中，发展高度不平等。苏哈托家族持就有1200多家公司的股份，涉及国家的多种产业领域。而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愈“边缘化”。那样的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坏市场”的样板。
市场经济总是在一定的体制支撑的市场经济。没有体制支撑的市场经济只能算成“自发”的市场经济。显然，不会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会把“自发”阶段的经济列为市场经济。没有体制支撑、“自发的市场经济”只能算是市场经济的萌发。正如计划经济也有“市场”，但谁也不会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市场”因而也可以视为“市场经济”。明确这一基本点就十分清楚了：市场经济只能是与某种经济体制相结合的经济。就现实性而言，市场与体制密不可分。什么时段(现实存在)的市场体制派生出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折射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坏。我们把市场和体制分开来研究和观察，仅仅是为了研究和观察的方便，仅仅是为了建设体制和发展经济的方便。
市场经济的“好”与“不好”总是在比较中鉴别的。历史地看，今天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无论是体制还是经济都优于马克思主义诞生那个时代及以前的市场经济和体制。同样是市场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激化阶级矛盾，被诅咒，另一个则被认同，既发展了经济，又缓和阶级矛盾，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都纷纷向这样的经济体制转型。我们能说两个时段的市场经济没有好坏之分吗？横向比较，拉美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同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同日而语吗？前者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后者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超过高低收入阶层，社会相对稳定。人们能够轻易地比较出两个地区的市场经济是好还是坏。
离开特定时段的体制背景，抽象地评议市场经济，否定存在“好市场”、“坏市场”，只能是一个没有现实价值的伪命题。如同我们抽象地议论“人”，当人作为“类”的存在，由于没有可资评价的参照物，可以说不存在“好”“坏”。而当我们具体地评议某人的时候，就必然有“好”或者“坏”的参照对象和评判尺度。
不错，市场经济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可能改变它应有的性质和应发挥的作用。比如，当市场经济的发展，结果产生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产生了社会动荡，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好的市场经济。至少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需要的市场经济。所以，指出“好市场”“坏市场”，是为了告诫人们对市场经济需要保持一份清醒，一份警觉！
由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社会影响总是离不开一定的体制、政策、举措，所以，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制度风险。早在1986年，中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初始阶段，邓小平就告诫我们：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还出现什么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上邪路了。中国为什么坚持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就是要把市场经济大潮限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河床里，决不能让其自由泛滥。
划分出市场经济的好与坏，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可以解答我们为什么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会产生那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疑惑，原来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在做祟。不好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对社会的危害可能越大；可以引起我们关注“好”的市场经济，研究“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有哪些体制条件、哪些社会条件，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少走弯路，能够与改革和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国家富强，社会各阶层共同受益。在现实上，可以增强我们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感，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彻底破除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权力对经济的绝对控制和干涉。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还在发挥作用，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的权贵经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痞子经济”(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权贵经济”、“痞子经济”都加重了市场经济的“不好”程度。治理“权贵经济”，需要我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治理“痞子经济”，需要我们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如此等等，对市场经济保持清醒认识，改革的政策才可能到位，改革的举措才可能得力，改革的步伐才可能稳健。发展也才可能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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