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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5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审理了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涉嫌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华西都市报》2006年7月6日)
因为巨贪“一鸣惊人”的田玉飞，坐到了目前“四川涉案金额最大职务犯罪”冠军的“宝座”上。在全国的县级贪官官员中，田玉飞排名第一，不大清楚。有一点清楚的，那就是不论贪得再多，也很少有性命之忧。像田玉飞这样的巨贪，虽然被判处了死刑，但是，一句“缓期两年执行”，则又保全了性命。中国贪官贪而无死，几成定律，这是不是法院活学活用老子“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的名言，不得而知。总之，受贿、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东窗事发是“祸”，但“死缓”判决，却是贪官们天大的福气。你看，田玉飞这个“红色县太爷”，5年的任职期限，仅查出的受贿、不明财产，竟然高达3189万，日均非法进账1.7万元还多。办实业赚钱，纯利润能如此可观，已经令人羡慕。一个人的“企业”，每天“旱涝保收”，没有“节假日”，这种“利润”越高，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得就越厉害。这样的贪官，居然一个个从法网中成功逃生，难怪官员犯罪前赴后继，没有死亡危险，干吗不贪？
为什么“贪而无死”变成了中国惩处贪污腐败分子的普遍现象？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不是反腐专家，也不是刑法专家，更不是法官，只是觉得“贪而无死”成了常态，很是反常。查阅了中国的《刑法》，终于嗅出了一点东西。《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污10万元，就可以无期了；3189万元是10万元的几倍，该是几个无期？这些无期顶得上一个死刑、一个真正的死刑，相信不难判断。如果只看到《刑法》的这一款，相信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早“格杀勿论”个差不多了。然而，别太高估《刑法》对铲除腐败的力度了。再看看第四十八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只要不是立即执行，便可以享受死缓待遇。许多法院把这个规定当作拯救贪官性命的宝典，竞相引用。如此一来，谢天谢地的是贪官和其亲属乃至同僚，可怜的是中国的反贪体制，费了那么大劲，确认了一个贪案，竟然奈何不了犯罪者。你说，反贪连杀鸡给猴看都做不到，成效何如，不说也罢。
《刑法》对死刑罪表述的前后矛盾，并且语义模糊，比如，“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什么样的死刑犯才可以必须立即执行？不立即执行，是害怕草菅人命，出发点没错。但是，过了几个月没有发现冤枉了死刑犯，为什么就可以改判死缓，接下来就是无期然后二十年的锐减？
既然贪而无死，官员何以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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