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富翁巴菲特行善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巴菲特干脆嘲笑富家子弟是“幸运的精子俱乐部”成员。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不把财产捐出，而是交给自己的“幸运精子”，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所统治的社会，偏离他们心中英才主义(meritocracy)和自由竞争的社会理想。

　　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不久前把自己财产的大部分(共310亿美元之巨)捐给了世界第一大富翁比尔·盖茨和其夫人的基金会。这不仅是人类慈善事业史的新篇章，也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赢家对造就了自己成功的制度的一次深刻的反省。目前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一市场经济中最先崛起的富人，也很快将面临如何处置自己的遗产的问题。在这个关口上，巴菲特的大手笔就更值得我们反省。

　　巴菲特捐款的直接意义有两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捐赠。310亿美元的巨资，远远超过了美国最著名慈善家卡耐基(以2006年美元价值计共捐赠了41亿美元)和洛克菲勒(以2006年美元价值计捐赠了76亿)的捐助。第二，这笔钱，完全可以用来自己成立一个最大的基金会，超过现有300亿美元资产的盖茨基金会，或者建一个巴菲特大学，使自己名垂青史。但是，巴菲特连名字也不要，一定要把钱交给能够最有效率地服务社会的人。这个人就是十天前宣布将淡出微软集中精力经营慈善事业的盖茨。

　　不过，人们容易忽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无论巴菲特也好，盖茨也好，都是市场经济的最大赢家。他们一个把家产如数捐出，一个退出企业，准备专心于慈善事业，说明了他们对市场经济局限性的认识。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市场经济的魔力了。如果他们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问题，就更值得我们这些普通人对市场经济三思。

　　这里必须指出，这两位富人，并非对市场经济丧失了信心。相反，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最有效率的制度。他们正是靠着驾驭这样的制度赢得了自己的财富。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再伟大的制度也有局限。这种局限必须靠人的道德力量来超越。

　　具体而言，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因而是一种赢家的游戏。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市场无法解决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必须靠市场经济中赢家的道德自觉。这一点，是巴菲特和盖茨最大的一个共同之处。15年前，盖茨在母亲的督促下见巴菲特。当时他一百个不愿意:见他有什么用？还不是谈些枯燥的金融问题？但是，大家一见如故，维持了十几年的忘年交。其中最关键结合点，就在于大家关心的是钱以外的事情。巴菲特给了盖茨一本世界贫困问题的报告。盖茨后来为此成立了世界最大的基金会。另外，两个人都对继承的财富异常反感。巴菲特干脆嘲笑富家子弟是“幸运的精子俱乐部”成员。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不把财产捐出，而是交给自己的“幸运精子”，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所统治的社会，偏离他们心中英才主义(meritocracy)和自由竞争的社会理想。

　　可见，巴菲特的行为，揭示了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市场经济就将腐蚀其所生长的社会基石。这与中国社会所通行的(也是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市场经济的理念大异其趣。

　　我们所理解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非道德化的中性制度:只要一个人在市场中合法赚了钱，并且依法付税，那么就不仅增进了自己的利益，也增进了全社会的利益。他在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义务。这种市场经济的观念，来源于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启蒙主义理性思潮:追求快乐和私利，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能。一个理性的制度，是要把这种对个人快乐和私利的追求，转化成自动对社会也有好处的行为。这样大家都可以放心追求快乐，用不着操心太多道德问题。比如，富人买

豪宅，穷奢极欲，不仅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造福社会。因为他们一掷千金时缴纳的税金，可以用来给穷人盖房，或发放救济。市场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一切都由“看不见的手”管着，用不着看得见的道德信条。

　　这套法国启蒙主义精神，自“五四运动”以来席卷中国知识界，并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和反传统的运动中又卷土重来。其中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一个最重要主题，就是反道德主义，即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就是道德过剩，理性不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可惜，这只是对启蒙主义最狭隘的理解。那种创造一个理性的制度，使追求私利的人能够自动造福于全社会的理想，充满了天真的乌托邦情怀。这样的乌托邦主义，恰恰是二十世纪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与此相对，自由市场的正宗，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启蒙主义传统中成长。这种启蒙主义，核心不是理性，而是道德。

　　比如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就是这一传统的核心人物之一。只是他的理论频频被后人用法国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来解释，所以影响最大，被误解得也最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所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下，尽情地为个人利益而竞争。这样，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的收益也越大。市场经济的道德，是其背后那种让个人和社会共赢的理性，而不是让个人在市场上接受伦理的约束。

　　这种信念，其实和我们计划经济中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螺丝钉精神有非常大的神似: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干好本职；掌握更宏观目标的责任，要交给一个更高的，更“科学的”权威。其实，亚当·斯密不仅是位经济学家，更是位道德学家。除了《国富论》外，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个人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约束，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会公益，所以才用不着国家来插手。他明确批评那种人人为己的自由竞争是放纵和有害的。

　　美国的历史，也多少证明了斯密的判断。众所周知，美国拥有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也有着最发达的慈善事业。两者相辅相成。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两次创造财富的高峰，也同时出现了两次慈善事业的高峰。前一次的代表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后一次的代表就是巴菲特和盖茨。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大原因就在于这些市场经济中最大的赢家，能够主动根据自己的道德情操重新分配财富，使政府权力的介入成为不必要。如果这些成功的人不自行重新分配财富，而是通过财产继承创造一个世袭的经济贵族，那么老百姓就可能通过选票要求政府重新分配财富。

　　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基础。财富具有责任，具有品格。中国的富人如果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承担，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在中国成功。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