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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郑州市今夏将继续禁止农用瓜车进城，从明晚开始，将全面清理进城的农用瓜车。理由是这些农用瓜车不仅车体不符合要求，没有进城通行证，还随地乱丢瓜皮，影响市区环境。(《河南商报》6月28日)
这样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知道，西瓜是易腐品，如果不能卖掉，很快就会烂掉。如果西瓜烂在瓜农手里，则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也就化为泡影，前期投入的种子、化肥、农药等费用，也就全都无法收回。这样一来，他们明年的再生产，也就会大成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破产，落到不得不靠进城打工为生的境地。但所有这一切，在城市管理者眼里，似乎都不如城市表面上的繁荣和光鲜来得重要。
然而，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下去，就会发现驱赶瓜农的后果，很可能还是要由城市管理者自己来承担：破产瓜农流落到城市之后，由于他们除了种瓜，别无长技，生活一定会非常艰难，而只要他们当中的一少部分人因为生活压力走上犯罪的道路，就足够城市的管理者们头疼了。
前段时间，德高望重的某院士在被抢之后，竟发出了要恢复“收容制度”的呼吁。这些都意味着许多城市的治安问题，已经亮起了红灯。但城市管理者们有没有想到，这样一种状况的出现，其实是和自己为了防止“影响市区环境”而采取的清理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的措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的。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就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穷人穷急愁苦，政府不去帮助和救济，那么穷人就“不乐生”，“不避死”，就自然会犯罪。驱赶瓜农实际上比不去帮助和救济更等而下之，因为这简直是连他们自救都不允许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他说：社会如果对劳动力就业管束太多，则就业压力就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允许瓜农进城卖瓜，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因为这一举措使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得到了好处：瓜农获得了货币收入，市民在盛夏季节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优质的西瓜，环卫工人因为要加班清理瓜皮而获得了加班费和奖金……而所有这一切，最终又会表现为农村的良性发展、城乡关系的和谐、城市治安状况的改善，等等。尽管影响可能是微小的，但却绝对是正面的。
如果城市管理者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应该变简单的“清理”为服务。在西瓜上市期间，拿出招商引资式的热情来，划出尽可能多的地段让他们销售，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当然同时也要提醒他们注意环境卫生，不要影响交通等。其实，不仅是对瓜农，对所有其他进城销售时令农产品的农民，城市管理者都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和谐社会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能构建起来，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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