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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来势迅猛，不仅中央政府几大部委联手出击，连地方的人大、政协也有积极介入之势。上海市人大、政协首开先河，调研和提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甚至还有消息传出，市政府出台的调控细则也将由人大“把关”。(6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有人指出，“这轮房地产宏观调控一个鲜明特点是重心下移，人大、政协监督地方政
府执行中央调控政策，这是个新现象。”监督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法律政令，是人大、政协的法定职责；特别是对于被房地产“裹挟”的地方政府，人大、政协履行监督之责就显得更加重要。然而，若要将此时地方人大、政协的“介入”一律解读为“监督”，却为时尚早。
看看人大、政协代表们的建言建议，要求坚决执行中央调控政策、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声音非常强烈，这体现出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诉求；但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利益色彩浓厚的声音也十分清晰，有代表建议：“结合上海的实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请求主管部委允许将90平方米的面积上限向上浮动，例如浮动20%，或恢复到原先建设部认定的120平方米的标准。并将70%的总面积比例适当下浮至50%-60%。”———据说，这一建议是否被采纳是上海房地产调控的最大悬念。
显然，在那些积极的“介入”当中，利益博弈的气味很刺鼻。地方人大、政协的代表们并非同声一致地监督地方政府执行中央调控政策，而是在维护中央调控政策的语境中，在不同群体利益的驱动下展开一场争夺战。他们都试图在地方政府调控细则中占据制高点，实现本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毋庸讳言，我们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而人大、政协理应是正大光明利益博弈的竞赛场。但是，我深深担忧，在有利益博弈无利益均衡的当下，博弈的结果会偏离公共利益多远？
在事关房地产调控的角力中，利益群体的发育是严重不均衡的。房地产商的利益群体拥有成熟的组织(各式各样的商会或协会)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和房地产专家)，还储备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不少房地产商就是人大、政协代表)，他们对地方政府调控政策制定与执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广大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在组织、知识乃至政治资源方面均明显处于劣势，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和博弈能力，除非外力相助，根本不可能在利益博弈中取得胜利。
此外，透明、完善博弈规则的缺乏和公正博弈裁决人的缺位进一步扩大了利益群体间的力量不均衡，以至于博弈的主导权几乎始终掌握于一方之手。无论是回顾数年来房地产的“空调”历史，还是看看此次上海市人大、政协组织的各类调研和会议，活跃于台前幕后的总不乏“业内人士”；至于与房地产业同样利益攸关的普通公众，却往往在决策活动的边缘徘徊。这种明显“一边倒”的博弈格局似乎预示着博弈结果同样是“一边倒”。
事实表明，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无时无刻不遭遇地方利益集团的阻击，而地方“一边倒”的利益博弈常常将中央调控政策消弭于无形。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在有力的监督之下才能超出强势利益集团的干扰、不打折扣地落实调控政策。然而，如果监督者自身也陷入“一边倒”的利益博弈，那结果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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