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愚：知名财经观察员,多家媒体专栏作者、特约评论员。侧重关注国民经济与民营企业。
美州银行的第五任总裁，阿马迪·贾尼尼的女儿克雷亚(1952-1975年继任总裁)曾在《洛杉矶时报》上说，“所谓银行的人性，是仰赖银行业者与大众间亲密接触而产生的相互依赖。”
中国国内的银行现在正遭受着一场“信赖危机”———原本就引起广泛争议的四大银行跨行查询收费问题因为广东惠州两名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和陈雪英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的《关于对跨行查询收费需听证的建议》而再掀波澜。
基于中国特殊的金融语境，银行收费听证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规是明显偏向银行的，只要银行认定、认可收费标准，就可以实施。另一方面，即使消费者与银联对簿公堂，也逃脱不了“凡听必收”的宿命。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站出来请愿的，为什么偏偏是“平民代表”黄细花和陈雪英？
毫无疑问，行政部门站出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银联与四大银行是国企特性，本家之间怎么可能加以指责？普通民众站出来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不是没有人站出来，而是因为所有站出来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叫板银联注定无济于事，只能让自己一时出口恶气罢了。
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经济学者、专家们作为 “公共知识分子”或许是最有可能与银联“对着干”的，凭他们的“大家”身份与地位，一旦上了法庭，与银联分庭抗礼的场面必定显现。然而，他们同样再一次“集体失语”了。甚至连被称为“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的易宪容，这一次也只是热衷于“请专家研究一个中立的方案，然后由金融监管机构对收费标准进行核算”。
站出来的，只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号召力与执行力的民间人士———比如黄细花和陈雪英。事实上，由全国人大常委对银联收费进行听证的诉求内容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事件本身带给我们的启蒙：当人们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受到侵扰且由于自身话语权的缺失而无能为力时，可以通过诉求于人大代表上书请愿的方式寻求解决的通道。
这是一种与银行等霸权主义者抗衡的“平民思维”，我习惯把上述作法称为“有法理依据的平民经济运动”，显然，这是有别于情绪化或民粹主义倾向的权益维护方式。有法理的平民运动往往比行政部门的直接管制更有效，因为后者的管制可能以权力寻租为代价，而前者因有人大代表等“平民精神领袖”与“行动领袖”和巨大民意力量的支持而能从心理预期上给银联等市场上的强势利益主体形成威慑力。
一起小事件，包蕴的却是“平民挑战威权”的大思维，也映射了中国公共事务决策与经济政策民主化的民间诉求。当下中国缺少的，一是强势利益群体的体恤与怜悯之心，二是平民利益群体的觉醒与抗争之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即笔者所说的有法理的平民经济运动，无异于市场经济下政府调控与监管的有力补充与推动。它从“下源”出发，使得市场不法者不再像原先一样有恃无恐，更使得广大的普通民众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与自身福利形成一个长期的理性预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