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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法国商法的过程中，笔者曾经感到困惑：作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居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商法典的起草人。这部于1807年正式颁布的重要法律文件，到现在仍然有效，成为调整法国商业关系的纲领性文件。
为什么由一个主张囤积真金白银、拼命增加国家财富的重商主义者，主持起草促进流通的基本法呢？直到很久后我才明白，正因为科尔贝尔奉行重商主义，所以才会通过制定商
法典促进国内流通，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科尔贝尔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陷阱，一方面通过限制贵重物品的出口，防止国家财富流失；另一方面则大力发展国内的流通事业，尽可能地做到物尽其用，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重商主义其实是早期的经济爱国主义。在保守的国际贸易政策引导下，重商主义者通过促进国内流通，实现财富的增值。
直到今天，法国总理德维尔潘仍然奉行这种重商主义政策。他在国内促进商品流通，实现财富的快速分配，对外国资本进入本国企业却采取干涉政策。2005年，他宣布11个产业将会受到国家保护，今年又列入20家大型企业，作为政府特殊保护企业。
这种做法当然会阻止商业资本的跨国流动，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所以，对法国总理的这些做法，连欧盟一些国家首脑都看不下去，他们希望通过政治谈判，打开法国总理的“心结”，推动欧洲市场上资本的自由流动。但现在看来，政治游说活动尚未发生效力。
其实，这种在资本流动中内外两个标准的做法并非为法国所独有，美国、俄罗斯等一些国家近年来也采取措施，限制本国资本流向国外，防止外国资本参股国内的核心企业。在这股经济爱国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的浪潮下，中国显得有些逆势而动。
中国的资本开放政策到底能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后果，人们还不得而知。在过去的岁月中，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殖民地国家的市场大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如今，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如雨后春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而传统的发达国家却开始奉行科尔贝尔主义，限制本国资本的跨国流动。这并不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走向衰落，只在昭示新兴国家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开放道路。
在人力资本不能跨国自由流通的今天，商业资本包括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必然会对本国产业结构造成严重冲击。如果在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财政储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打开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那么，必然会给整个国家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发达国家一方面口口声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制造各种非关税壁垒，阻止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这足以提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要一味迷信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应当从传统的重商主义或者科尔贝尔主义中，发现本国财富增值的秘密。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国内商品流通和服务业的发展。但必须指出，中国尚缺乏科尔贝尔式的人物，还没有制定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的商法典。我国正在起草民法典，其中的物权法草案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不过，民法典不能代替商法典，因为民法典体现的是一种互助精神，而商法典体现的是一种营利精神，二者不能互相代替。
当前我国制定的一系列促进国内流通的法律规范，缺乏纲领性法律文件作指引，立法机关应该考虑科尔贝尔式的做法，进行商法典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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