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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飞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生经济专家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两次赴江苏宿迁对当地“卖光式”医改后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改革后当地百姓的医疗负担并非如政府所说的那样下降，“看病贵”的问题仍未解决。(6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调研组在当地政府提供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个数字悖论：一方面，人均门诊费用、住院费用在下降；另一方面，医院数量和收入也在迅速增加。“卖光式”改革后政府财政不再直接拨款，当地人口规模又相对稳定，那么医院丰厚的利润从何而来？这足以让人们怀疑，改革后公众支付的医疗费用可能增加了。
调研组能够从漂亮的数据中发现问题，的确令人赞许。然而，要逼近“看病贵”的真相，似乎还有更直接的方法。要判断东西卖得贵不贵，最直接的办法是问买东西的人；要调查百姓医疗负担是升是降，最直接的办法是问老百姓。不过，调研组的调查方法一是伪装“病人”就诊，二是直接从当地政府获取资料，偏偏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民意调查。
我无意评判宿迁医疗改革的成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评价这场改革的成败，民调能否缺席？任何形式的民调都不是完美的，有时甚至可能导致谬误与民粹的狂欢。但是，在对于重大公共议题的讨论评价中，民调是永远不可或缺的。民调是获取真实、有效信息的便利渠道。决策者依据单一的行政渠道获取信息，绕不开层层设卡的“把关人”；这些“把关人”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会想法设法让决策者深陷片面、扭曲甚至虚假的信息包围中。民调可以帮助决策者摆脱“把关人”的干扰，获取第一手资料，直接了解民意。更为关键的是，改革成败的唯一评判人只能是公众。改革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听命于民意，背离了民意的改革不能算是成功的。没有直接源自民调的民意支持，改革者就没有证据改革成功的最有力证据。
然而，民调在现实中常常缺席。李教授的调研组没有开展大规模民调，或许是囿于自身资源的不足。但是，即使是拥有足够资源的当地政府，似乎也没有进行过权威、规范的民调。看看此前当地政府的回应，一律是以数据说话：财政节省了多少钱、人均门诊费下降了多少、医院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可谓一应具有，偏偏缺少公众满意度的相关指标。民调被忽视掉了。这其实并不为奇，连医疗卫生改革的最高主管部门卫生部，也一直坚持“不争论”的论调，从未组织过权威、规范、覆盖面广泛的民意调查。
回顾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改革成败讨论，民调同样无人重视。讨论住房改革，满眼的是收入房价比、地价房价比、空置率；讨论教育改革，满耳的是入学率、培养成本、高等教育普及率……争论中常见的是价值、理论、术语与数据的交锋，却少见任何一方提出以规范的民调直接倾听公众的声音。即使的改革的支持者，在宣称毫不动摇推进改革的同时，似乎也没有考虑过从民调中寻求击败对手的武器。
当然，民调并非评价改革成败的唯一办法，但却永远不可缺席。因为一旦忽视了民调，民意往往就被挡在了门外。对于医疗改革此类公共事务而言，无论评价者如何威权，民调缺席的评价结果都难有足够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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