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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南方周末》报道了反腐专家王明高“废除腐败官员死刑的建议”后，其“废除腐败贪官死刑更有利于产生威慑力”的观点在互联网和社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很多人斥其观点代表着腐败官员的利益，是“腐败官员代言人”。在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上，王明高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重申，称自己不是腐败官员的代言人，其实和公众一样极度痛恨腐败；但看问
题不能从情绪出发，说一句“把所有贪官都杀光”很简单，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用理性来面对。(6月22日《南方周末》)
“废除死刑强化威慑力”所以会引发辩论爆炸，可能因为这个判断太不符合人们的常识理性了，甚至完全相反；即使在专业推理上成立，也缺乏事实和可靠的统计作为论据。
虽然不认同王明高的观点，但我相信他的这番言论是出于一种专业判断，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至于是腐败官员的代言人。我关心的问题是，公众何以会给他戴上“贪官代言人”的帽子？
这里面当然有情绪因素，公众对那些掠夺公共财产的贪官太痛恨了，有一种天然的“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冲动；加上近几年虽然没有废除贪官死刑，但贪官死刑有一种“死缓化”的判决趋势，在事实上减少了死刑，可是贪污腐败并未因此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在这种语境下，专家再提出“废除死刑强化反腐威慑力”的悖反观点，必然会激怒公众。
除情绪化之外，“为贪官代言”的公众判断后也有着理性因素。
在知识与权力勾结日益普遍化、利益代言机制暧昧不明的社会环境中，公众不了解专家的身份，看不清其“发言”的利益背景。在看惯了“屁股决定脑袋”的资本利益代言人后，很容易对专家发言作出“是谁的利益代言人”的“有罪推定”。在许多发达国家，利益代言机制已经相对公开化和透明化，专家发言后一般都要求注明单位身份，课题的赞助来源也要作明确交代。这种情况下，人们能清楚地看到，那个鼓吹烟草无害的专家受到了烟草公司的赞助，那个宣称转基因食品有益的教授拿着孟山都公司的薪水……
而在中国这一切都是模糊的，雾里看花你根本无从作出准确的判断。比如今天媒体报道的“有关方面称油炸方便面无害”，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信息是真是假，是不是方便面公司“赞助”出的。无从把握专家的利益背景，则只能对其作出最坏的猜测。
另一方面的责任可能在专家本身，他们缺乏一种与平民理性沟通观点的习惯。很多时候，他们选择的是一种非常自负和傲慢的姿态。比如“废除死刑强化反腐威慑力”的观点，无论多么正确，毕竟与公众的常识理性是相悖的；一个尊重公众的专家，应该选择一种能在感情上说服公众的表达方式，以求尽量与普通百姓找到共识。
从经济学家刘伟当年的“堵车象征城市繁荣论”，到张维迎的“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再到王明高的“废除死刑强化威慑力”，都带着一种拒绝与平民理性进行沟通的精英自负，这当然会招致平民的极端反感，并作出“为贪官代言”的道德批判，使一个专业问题停留于道德口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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