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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刹住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卫生部近日启动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治理行动。对此，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等医疗行业六大协会日前联合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国600万医务人员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做好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倡议书内容包括弘扬白求恩精神、践行“大医精诚”理念、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做人民健康忠诚卫士等七个原则。(6月15日《光明日报》)
说实话，看到六大行业协会这个充斥着空话、套话、应景话的倡议，笔者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正在进行着一场摆脱行政权力控制之革命的中国行业协会，在行业自治中怎么还发出这种充满着“权力口音”和“行政随从”的倡议，如此紧贴权力，如此依赖倡议，没有学会用“第三部门”的独立口吻向行业发言。
“倡议依赖”应该是政企不分的传统体制下中国各级行业协会的制度性行为，这种体制下行业协会并非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产生，行业协会与相应的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协会领导往往由部门领导兼任，协会也往往类似于政府的“二政府”角色，协助政府向行业贯彻各种行政意志。政府出台个文件，行协除了发个“倡议”进行推广外，不能进行其他自由动作———这就是行协的“倡议依赖”。
但随着全球“第三部门”的兴起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行业协会也开始了一场去政府化、去行政化、非营利化的“独立运动”。2002年开始，上海率先进行改革：政府职能部门与行业协会分开，现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的会长、秘书长等领导职务，已兼任的要辞去职务———这个改革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从中央到地方，从发达地区到发展中地区，许多行业协会都进行了“去权化”改革。虽然如今中国行业协会的行业自治能力还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经过这场改革，大体摆脱行政控制的许多行协已初显“第三部门”的治理职能。
这种语境下，医疗行业六大协会仍然摆脱不了“倡议依赖”，仅以响应政府号召、大而空的倡议面向行业发言，这说明许多形式上去权化的行业协会在心理上仍未摆脱权力依赖，缺乏行业自治能力；或者是一种“搭行政治理便车”的懒政，缺乏行业自治理念。
行业自治能力体现在行业协会有一套独立于政府法律惩罚体系之外的非法律惩罚上。法律惩罚很简单，违反了国家法律就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如严重警告、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等。非法律惩罚包括批评教育、行业训诫、行业曝光、开除会籍、集体抵制、终身禁入、罚金等等。行业协会本质上是协会成员建构的一种网络性和组织性的关系实体，许多公共治理专家的研究表明，对于行业道德的治理，在行业协会等关系网络中实行非法律惩罚，要比正式法律惩罚有效的多。治理行业内的商业贿赂，六大协会应该拿出一套约束会员的非法律惩罚进行行业自治，空喊“白求恩精神”的倡议是哪个年代的事情了？
可以说，医疗商业贿赂的泛滥是医疗领域“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综合产物：一方面是“政府失灵”，政府办医院不仅没有效率，还导致权力寻租，滋生医疗腐败；一方面是“市场失灵”，市场无能供给公共产品，硬让其供给必须导致腐败———这种情况下，行业协会更应担当起行业自治责任，利用600万会员的关系网络对违反职守道德的行为进行制裁。
查阅这六大协会的活动资料，在社会对医德滑坡普遍化的行业背景下，这些协会没有担当起行业自治责任，要么是跟随政府行动发几个倡议，要么就是向会员派发一些荣誉性的资格或帽子(当然是要收钱的)，这样的行业协会有什么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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