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梅：欠债不还背后的集体性不满

　　助学贷款有去无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现在，媒体的关注点已经逐渐转移至贷款的追缴方式上。6月13日，就有两条类似的新闻：北京首次在媒体上公布欠款大学生名单。拖欠助学贷款不还的4名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生的真实姓名，以公告送达判决书的形式在媒体上公布(《北京青年报》)。河南首次发布助学贷款诚信黑名单。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在媒体上对国家助学逾期贷款债务进行催收，涉及至少4所高校的263名毕业生(《河南日报》)。

　　将欠债者公之于众，绝非首创，相似的做法还有不还贷不发毕业证等。这些追讨方式时常招致舆论的批评，言下之意，银行放着数额巨大的呆坏账不去追讨，放任自己内部人将千万资产转移国外束手无策，却偏偏要为难家境贫寒的学生，典型的嫌贫爱富，不仁；学校只管收取高学费，不顾贫困生死活，以各种方式作银行的帮凶，不义。

　　在有关“不仁不义”的批判中，

助学贷款因为具有帮助贫困学生读书，提供公平机遇，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特殊责任，无形中就给银行的商业行为附加了道德含义。可仅凭道德判断，就说人家讨债有错，怕不公允。

　　依据教育部今年3月公布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近20%的贷款毕业学生欠债不还，总金额超过30亿元。这对银行而言，多少有些不堪承受之重。

　　按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实际上，这类事儿要是放在别的国家，仅是信用体制，就足够让赖账人吃不了兜着走)，可简单的问题，在咱们这儿，真就变复杂了。

　　如果银行讨债没错，那欠债不还者就该当承担责任。在河南省公布的欠债名单上，大多数欠债者已经毕业好几年，却拒不还款，甚至杳无踪影。按学校贷款中心老师的说法，毕业后一个月还款不到200元，这负担能说很重吗？

　　不排除有些人蓄意欠款不还。只是在信用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很难将其甄别出来，并对其实施处罚。银行(包括学校)所能做的，就是一事同仁，将所有欠债者归入“老赖”行列。

　　但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还不起债的学生。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的严峻事实，让一部分人无力还贷，逼人于困境，多少不仗义。这样追究下去的话，板子最终就打到了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上。有太多证据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的费用已远远高于普通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这似乎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了。可这一现状能马上改变吗？不能。有人为其负责吗？没有。

　　在这一场乱仗中，简单的契约关系变得复杂难解，其间，甚至夹杂着情绪的宣泄，是非的混淆。

　　细究一步，这场无头官司，实际是信用体制、高校收费、就业压力等等诸多复杂问题在欠款纠纷上的集中体现，不解开与其相连的其他诸多关节点，仅就事论事，怕是没有答案。而这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公众的不满情绪。当舆论倾向于支持欠账不还者时，其表达的不只是同情弱者，更是对银行势利、高等教育高收费、学校霸道这些积怨颇多的行为的集体性不满。银行追债，不过是点燃不满情绪的一个导火索，好歹还是有的放矢。

　　看看一段时间以来，公众面对新闻事件所表现出的喧哗和骚动，像什么怒骂银行跨行取款收费的传言，死打“大学生是普通劳动人”的言论，狠拍力挺章子怡的张颐武等等，从中不难发现，在一个竞争激烈、诸多方面存在体制性失衡的社会里，当民众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当他们的焦虑情绪找不到合适的排遣途径之时，那些辞不达意、甚至明显指向错误的怨气和表达，有着怎样的人气和市场。

　　而这些不满的堆积，最终将有可能以集体性地破坏社会规则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