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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进入天安门广场具有伟大意义，那标志着中国向着文明社会前进了一大步”———这个观点首发于凯迪网络2005年网友座谈会。当时我是打断了与会官员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管理的议论，属于临场即兴的插话，几位与会的官员伙计笑了，其中一位说这观点很新鲜。他们都没表示反对，我也就没再说下去。
当乞丐、流浪者能在平时自由地活动在天安门广场，甚至在广场一角倒头便睡而不
被驱逐时，中国社会一定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假如这一现象单独出现，那么仅此一件事便足以惊动世界，全世界的反动派和革命人民，都会据此推断出这是昭示中国发生巨变的重要事件———当然，它不会作为单独事件发生，伴随它的也不仅是一组类似事件，而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执政理念及国家政策的更新。
法律文本和主流话语从来都没有公然宣称乞丐和其他国民的国民待遇有所区分。以乞丐身份为理由剥夺权利，属于不文明、不光彩的作为，我们的领导者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们“以大力标榜国民平等为荣；以公然炫耀仇穷爱富为耻”。
同时，领导者也非常痛恨社会上存在的贫穷、落后现象，“以贫穷、落后为耻；以富足、先进为荣”。这是“普世价值观”，连这，也懂。
只是，在实践、落实这个普世价值观的时候出了偏差。中国有乞丐，发达国家也有乞丐，这个事实谁都抹煞不了。但在处理上，资本主义国家靠“市场调节”，任乞丐随便乱跑，随意出现在他们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重要公共场所；而中国多了一档子事，拿出了相当的社会力量来防止乞丐出现在一些显眼的地方。这样，中国虽然不如许多国家发达，但外表因此而“显得”比发达国家还发达。
限制乞丐活动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超越发达国家，不很发达、存在不少乞丐的事实并没改变，国内百姓和外国人都知道这种实情。面对“为什么不许乞丐出现在某些场合”的问题，素质很低的中外人士随便一想也能“恍然大悟”：政府很虚荣，中国官员因过分“要面子”而做无用功。
说是“无用功”厚道些，其实“仇丐”工作是有不小作用的———即对全世界展示一种虚伪的内心世界，也把可笑的迂腐和缘木求鱼的执行能力对世界展示一番。死要面子，反而丢人丢到底。
“以贫穷、落后为耻；以富足、先进为荣”，本来应该是好的，中国官员的确是这样。但是，在拥有这种荣耻观的同时，却不能“以直面事实为正常，以掩盖真相为病态”；又不能“以保障国民权利为荣，以剥夺国民权利为耻”，这麻烦和弊端就大了。这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还不如“以贫穷、落后为荣，以富足、先进为耻”。
如果连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地方都允许行乞了，那穷人在许多地方就不会因穷困潦倒而被驱逐、被歧视了；如果连乞丐都进入天安门广场了，那国家就为全国人民做出了一个做人的榜样，至少，做了一个不把“势利小人”心态表现在明面上的榜样。于是，国家就有些实在、厚道的样子，不再那么虚荣、虚伪，当然，这还会对人心、世风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个人榜样的力量是极小的；国家榜样的力量是极大的。连天下无敌的国家都能知荣耻了，战无不败的小民凭什么不知荣耻？一个对国内乞丐都负责任的大国，怎么可能对国内其他国民不负责任？对一个连“庄严广场”都善待乞丐的国家，国际社会凭什么指责它不大度宽容？
当乞丐可以自由出入天安门广场，每个国民应有权利的安全性都随之得以强化。判断人权保障和社会文明程度，自然不能看社会地位最高、较高的那部分人的情况；弱者和“反对者”的身上，挂着表明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牌。连在乞丐身上也落实了文本中、话语中的应有权利，国家就成了大家的“全民国家”，社会就进入了“法治社会”。
天安门广场对乞丐开放，“形象工程”将难觅踪影，税赋被用到该用的地方，国民血汗不再浪费到许多不该管的事上，不再养活起着负作用的公差。国家把本来用于仇丐、限丐的社会资源拿到减弊、减灾、减困上，乞丐、游民数量会减少，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会明显提高。
让最弱的人群、最受排斥的人群出现在神圣、庄严之地———只要他们不是作为祭品和工具出现，这个国家就有些神圣、庄严了。
甚至，我们可以说古国历史上的某些相对优良的传统因此得以恢复。比如皇宫外没有城管人员执法的传统，如狼似虎的衙役对乞丐和小商贩视而不见的传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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