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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有媒体援引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官员的话披露，说统计局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
国民幸福不幸福，是否得到全面发展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同步了，回答这些疑问，抽象的“指数”统计指标似乎要给疑问者提供一个新的解读渠道。从统计学的工具理性出发，开始考虑设定一套“指数”指标，似乎要证明中国的国家统计开始从“粗糙”走
向“细腻”。
自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成为社会性热门词汇后，幸福、发展、进步这些个词汇，自然也成为表征发展科学不科学、社会和谐不和谐的主要关联词。由此所见，设置一套与此相关的“指数”指标，还不光是为了在技术层面解决国家统计太“粗糙”的问题，也包含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迫切需要。透过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官员的话，可以求证上述判断的合理性。他说：“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惠及了群众。”
统计科学一直在发展，计算机技术也在进步，二者已为统计范畴内以往只能定性描述的“指数”统计作出相对定量的描述提供了可能。然而，技术进步只能为“指数”统计提供工具支持。我不否认工具支持对“指数”统计误差的可控性提供了前提。但即便仍然置于技术层面考量，“指数”统计的客观性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个更重要的话题。它首先取决于统计样本的选定。
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化甚快甚烈，社会贫富如此悬殊。对于幸福，不同社会阶层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判断。有的人早已进入“大康”，有的人适才进入小康，有的人仍然为生计犯愁，有的人依然缺乏最低生存保障。显然，统计幸福指数，要选择不同的人作为统计样本。但这里有个不同样本选择的比例问题，还有个不同样本选定后加权系数大小的置定问题。这两个关键性选择将直接决定同一社会基本面上幸福指数的高和低。同时，国家统计的官方性质及“内部人操作”，为人为调控“指数”统计的结果提供着“数理基础”———从样本选择到加权系数置定。
就算上述问题不成为问题，在中国仍有问题。幸福指数是从国外引进的，在那里，社会保障健全，财富二次分配强势有效，统计法制严肃当真，贫富差距处于社会可容忍状态，财富的“人格化配置”处于橄榄型结构。如是，统计所得的幸福指数贴近百姓的感同身受，统计结果易为社会所广泛接受。而在国内，由于财富配置处于金字塔结构，样本之间的“贫富差距”及对幸福的感受和祈求截然有别，就算统计过程可排除人为调控因素，其统计结果也必定高于百姓的实际感受。举个统计过程简单许多的例子，人均收入统计年年公布，可百姓的认同度一直不高。何至于此？首先是“金字塔”式的收入结构必致使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经统计而“放大”。
幸福可以通过“指数”描述，但“指数”无助于“漂白”幸福。当下的中国，切实解决数千万(中国式贫困标准而非联合国贫困标准)贫困人口的低保，解决大多数民众看病难、教育贵、社会保障程度低乃至根本就没保障的问题，解决工者有其“权”、居者有其屋等等社会性紧迫问题，远比用“指数”抽象地诠释幸福急迫的多。
末了，还得补充一句。资源总是有限的，统计资源亦然。窃以为，中国当下的国家统计，最迫切的任务是加快统计体制改革。当务之急则是把现有的各种统计结果搞准确，对社会公开更多的统计数据和信息。至于幸福之类的“指数”设定，我看缓一缓无妨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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