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与茅于轼先生商榷 开发商能算企业家吗

　　茅先生为何替房产商脱罪？

　　章剑锋

　　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撰文称，中国房市出现扭曲乃宏观症结所致，责怪开发商见利忘义不愿为大众服务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否则就不是好企业家。

　　此外，茅于轼还强调两点：其一，房价不是开发商抬高的；其二，产业高利润乃是政府垄断了土地和资金市场，开发商只能与政府保持暧昧关系，是制度环境在逼良为娼。

　　经茅先生的点拨，开发商似乎很冤枉。不过需要注意，茅先生将开发商称作企业家，认为创造利润是其职责所在。

　　这当然不错。但我们首先要理清前提。开发商算不算企业家？他们又都在为谁创造利润？可以肯定，企业家是人，是人就要追求利益。因此，创造利润的确是企业和企业家存在的使命。

　　但作为企业公民，除了追求利益，企业家还具有社会责任。如果不想尽任何社会责任，开发商就不应属于企业家群体。尽管纳税是他们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直接证明，但我们知道，做经营的人都需要纳税。

　　应该看到，开发商的价值观向来是自我的，他们本末倒置地将自身利益建立在社会利益之上，其利润来源无非是从社会总利润缺损中获得的。在此情况下，茅先生还认为想着牟利的开发商都是好企业家，这有些匪夷所思了。也正如茅于轼所说，供应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就不是开发商的错，而是消费者的错了。

　　消费者错在哪里？茅于轼说，因为消费者有钱，有强大的支付能力，愿买高档房，而开发商只不过从企业家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通过供应高档房以满足高端市场需要。他们是没有义务兼顾低收入者的。然而茅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购买行为实际上也是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的，要使人相信这一高端需求基础的确广泛存在，最好先问问那些高端消费者都是些什么身份背景，钱从哪里来，是否皆为居住而购买。

　　茅先生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反问，说难道要开发商盖一批没有客户的、卖不掉的中低档房吗？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试想，若人们的居住条件都是宽裕的，谁还会抱怨中低档住房过于紧缺，指责政府和开发商的失职呢？

　　的确，多年来

房价畸高是能从宏观背景上找到症结，但茅先生认为尽悉归昝于制度环境则未免片面。确切地说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制度的本意并没有要逼良为娼，制度说要严控土地，管住银根，不是说从此不放地不贷款，也没有不让普通公众住上房子、不让开发商盖低档房的意思。相反，在保障公共资源的同时，制度要求执行者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要求开发商多盖中低档房多为民众出力。但正因为政府与开发商利益个人之间的互投所好，才滋生出种种弊端。在责怪制度时，是否有必要“反求诸己”？

　　由此，不责怪开发商里的那些不择手段追求利益的个人，公众又该责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