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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猪/文
日前国家统计局的邱晓华先生在谈到我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时又一次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目前分别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统计都低于0.4，“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基尼系数到了0.45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他说，“应该正确认
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
“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反映一国国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高则表明收入差距大，反之则表明收入差距小。对评估社会、经济宏观形势，对调整经济政策、调节社会关系，这种量化指标有着“技术基础”和“决策依据”的价值。“基尼系数”概念及公式，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多年实践检验，因其严谨与可行而自然成为国际通用的指标。
邱晓华先生作为统计局的官员到处讲这样的话实在是很不妥当的行为，统计局必须有它自己的严格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数据，你只需要告诉社会数据是多少，每个人、每个组织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些数据。就算是政府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45不是问题，也应该有发改委或者其他什么机构来代表政府解读。如果统计局的官员抱有为政府解释经济数据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你工作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这也是我们各级统计局为什么总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出数据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我想说一个真实的事例，某省统计局统计当年的GDP时实际的结论是增长8.9%，按说这个数据已经不错了。在两会召开前报到省领导那里，领导看后说你们统计局重新核算一下，这个数据恐怕不太准确。统计局的领导非常领会领导的意图，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重新核算，最终的数据就成了10%了。这是邱先生所领导的统计系统的真实例子，过去我们还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只是地方政府欺上瞒下为了政绩的行为，现在看来，国家统计局的心态也很成问题。
邱晓华先生用“我国基尼系数到了0.45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来证明基尼系数需要“打一个国情折扣”的话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的百姓真的是世界上最好领导的老百姓，他们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不会去“引起社会动荡”。
但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发表研究报告说，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从2003年以来，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报告指出，如果今后五年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话，贫富悬殊即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并可能在2010年后“引发社会不稳定”。苏海南所负责的课题组没有用“基尼系数”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预警系统来标识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该预警系统从安全到失衡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更加恶化的话，如果有相当多的人连肚子也吃不饱的话，“引起社会动荡”是完全可能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时，中国的官方媒体用“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来欢呼这一可喜的变化。成绩当然需要肯定，但存在的很多问题也不容忽视。国民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反映这个问题的客观指标就是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呈现年均9.5%的快速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贫富悬殊之大显然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且有继续扩大之势。
我们的一些所谓学者、官员、甚至经济学家一看到不能用现有经济理论解释或者解释起来会让政府不舒服的现实的时候，就想用“中国国情”来简单地解决问题。用“城乡二元论”来解释基尼系数超警戒线的大有人在，我们尊重的成思危先生在“中国经济前景国际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时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像国外评价的那么高，那样的算法高估了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因为中国有‘城乡二元经济’，不能把城市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而要以农村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我们不尊重的厉以宁先生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
现在又有了个统计局的“学者型”(对这个叫法我现在表示怀疑)政府官员，三位“智者”均为级别相当高的“经济学家”，其“所见”之“略同”，不仅有“学术意义”，对政府的决策、操作和老百姓的现实生活都可能产生影响。在这些学者、官员的心里，农民就应该受穷，农村就应该继续穷下去，是农村和农民拉高了中国的基尼系数。我们的政府根本就不用为这个数据的不断攀升发愁，把最穷的人和最穷的地区从统计数据中去掉就好了！这显然是一种拍政府马屁的非学术行为，可喜的是这一次他们怕到了马腿上。中央认识到了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并已经吹响了建设“新农村”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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