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骂开发商固然解气 取消开发商仍无济于事

    水皮

　　曹建海说应该取消开发商，水皮说取消开发商不是还有建筑商吗？

　　当然，水皮不是跟曹建海抬杠，水皮的意思是房地产市场的乱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本质在于国有土地在向商品化私有化过程中 的利益转移，化公为私。开发商是这个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群体，挨骂是自然的，但是光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取消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暴发户最多的也是建筑队的包工头，建筑商的声誉未必就会比开发商好到哪里去。

　　不管是开发商也好，建筑商也好，都是商人。而商人的基本属性就是逐利，在法律道德的范围唯利是图叫生财有道，突破了法律道德的范围唯利是图叫为富不仁。任志强说房地产就应该是个暴利行业，因为不是暴利他就不做了；任志强说房地产要为富人造房，因为他为穷人造房就没有暴利。很多人不喜欢任志强说的话，但是却不讨厌任志强这个人，因为任志强讲的都是真话，实话。

　　房地产暴利到什么地步呢？

　　水皮不清楚，但是水皮记着16年前，也就是亚运会在北京召开之前，北京市的张百发市长曾经拍过胸脯。当时主管城建的张百发为欢迎外地的开发商进京承诺开发利润在15%以上。达不到的话，可以找张百发。张百发说这番话的时候，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刚起步，又碰到了“六·四”风波的影响陷入低迷。低迷之际张百发能作这样的承诺，火热之时，开发利润可想而知。也许正因为此，所以

福布斯富豪榜中房地产商的比例最高，也许正因为此，在国资委主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70%的主营业务和房地产开发相关，如果说房地产商都是奸商的话，那么无商不奸又从何谈起呢？

　　水皮对于房地产市场研究不多，尤其是开发环节更没有体验。但是若干年前，因为要买房，所以毫不夸张地讲，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看遍了北京几乎所有的项目，因此对于性价比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同样对于销售环节中的猫腻也是有所了解的，不了解的恰恰是前期的开发征地过程和银行的资金运作过程，而这两个过程的主角恰恰不是开发商，而是地方政府和银行。

　　关于地方政府的角色，水皮在“房地产是一种瘾？”的杂谈中已经有所阐述，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太多的人认识到，这种角色的错配是政府的职能不清造成的。现代社会的政府是干什么？是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还是投身经营活动，追求效益第一，是管理城市还是经营城市，不同的职能定位就有不同的后果。

　　以经营城市为定位，市长书记们就会把自己和老板混为一谈，本来为解决国有土地公平交易杜绝暗箱操纵的“招挂拍”就会演变为哄托地价的价高者得；以经营城市为定位，市长书记们就会和真正的老板结成官商联盟，就会把温州炒房团这样的投机力量视作招商引资的成果；以经营城市为定位，市长书记们自然就唯利是图，自然就把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抛到脑后，自然对于安居工程就避之不及。

　　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走高，建设部门说是因为地价上涨造成的，而国土资源部门则回击是

房价的上涨带动了地价的上涨。地价和房价究竟是谁带动的谁，又是谁推动的谁，其实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并没有为此而寻找解决的办法而放任自流。地价依然是越拍越高，房价自然也就越涨越高。最后，不得不由中央政府规定“三限制”。有人认为这是行政调控有效的必要措施，是走上奴役之路的必然选择，而水皮则从中分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缺位和空转，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现在的这套政府结构，上不肯对中央负责，下不能对选民负责，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一个地产商行贿受贿，坑蒙拐骗，大发不义之财肯定是个人问题，如果所有的地产商都这样，难道不是制度造成的吗？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不好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人。显而易见，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者和维系者，并不是开发商，而是政府。事实上，能够规范和调整、修理开发商的也只有政府，所以国务院才会明确要求地方的行政首长切实负起稳定房价的责任，才会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按土地出让金的一定比例安排

经济适用房的开发。

　　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栏目邀请曹建海、水皮和爱尔兰人包柏德做节目。栏目的策划和水皮商量，因为开发商现在都不愿到场，所以在谈话的时候请水皮从开发商的角度谈点看法，尽管水皮知道这是个找骂的角色，但是为了能让谈话的视角能够多元化，还是充当了一回地产商代言人的角色，希望从此能够告诉大家，骂开发商固然解气，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说到底，开发商也就是浑水摸鱼。水清了，鱼也就摸不到了，清水的责任还在于政府。

　　北京的期房空置率高达六成，有人认为开发商囤积居奇，水皮想知道，开发商为什么要囤积居奇？如果不允许开发商囤积居奇，那么，允许不允许投资者囤积居奇？水皮更想知道的是，如果一个市长的命运掌握在当地居民的手中，那么这个城市的房价还会如此飞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