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物质遗产

　　2001年，当中国第一次以昆曲申报联合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听到了很多不解的声音，“申报这个有什么用？”如今再不会有人这么问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纷纷申报的热闹与踊跃。

　　联合国提出非物质遗产，旨在保护文化的多样化，以抵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每年都有大量属于非主流文化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被同化，被注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 研究所主持的《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显示，近20多年全国有100多个剧种已经消亡，戏剧大省山西的剧种由49个减少到28个，几乎每年有一个剧种消亡。

　　去年韩国把端午节列入他们的国家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

　　今年的6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不久前，中国确立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518项。

　　内蒙古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说，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不断的反传统之后，我们需要重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之间，我们选择哪一个？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的提出，提醒我们，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之中的非物质遗产，不仅见证了民族的历史，而且“能够作为一种手段对民间的文化特性和有关的文化社区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鉴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价值，并促使各民族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对有关的群体起到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作用”。

　　申遗并不会带来直接的、有形的好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般不会提供资金的援助。张振涛是去年联合国非物质遗产评选的9位评委之一，他说，我国的新疆十二木卡姆申报时，得到了教科文组织资助的2万美金，但这还不够申报所需的花费，10分钟的申报片是从好几箱的录音带里剪出来的。而且申报成功后，各国需要兑现承诺，按照申报文本列出的十年保护计划拨款开展保护工作。

　　如今昆曲每年可得到国家6000万的拨款，分别拨给六6个演出团，每个团1000万，原来基本上已经散掉的昆曲团现在可以演出了。

　　古琴保护工作则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麻烦，张说：“古琴演出是个体行为，没有剧团这样一个实体，怎么拨款，总不能拨给个人吧。确认传承人后，具体怎么资助怎么拨款，至今还没有计划。”日本对能乐传承人的资助办法是，给予相当于部长级的高工资，前提是必须带徒弟，传承下去。“但中国不可能这么做”，能乐“传承人很少，只有几个，但中国传承人多，而且剧目品种太多，虽然在不断的消亡之中，但现在的剧种仍有300种之多”。

　　在蒙古长调的保护计划中，十年的经费预算总共为2.4亿元。按照保护工作日程，应在2005年建立两国联合机构，这是第一步，2006年的任务是启动田野调查，搜集传统长调民歌曲目，着手制订传承人筛选认定标准体系，并召开国际性研讨会。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资金的缘故，联合机构至今还没有成立，已经远远落后于承诺的日程。

　　虽然申遗很耗钱，申遗成功后也还是一个不断花钱的过程，但申遗的好处是明显的，首先是知名度大为提高，加上顺势推出相关的旅游与演出，潜在的经济收益大都是非常可观的，这一点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申遗的动力。据报道，淮河地区的花鼓灯为了申遗，请了许多舞蹈专家作指导，并让两岸的居民跳花鼓灯，而实际上，为了避免发大水，当地人只在祭祀大禹王的时候才跳花鼓灯。这类为申遗反而破坏了原生态文化的例子层出不穷。

　　张振涛认为：“有段时期肯定会这样，会利用它们赚钱，为了迎合游客观众，肤浅化、庸俗化，失去了原汁原味。经济利益的驱动对于保护非物质遗产也是很重要的。原来的昆曲剧团只发70%的工资，没人愿干，但一旦发全额的，就不愁没人来。”

　　内蒙古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说，文化具有商业价值，市场经济会强调经济价值，但文化的根本价值不在这些，而在于磨塑人格、凝聚人心、提供动力。

　　一种文化总是和当地的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经消逝，其文化是否还能继续下去？记者在内蒙采访蒙古长调时，不少人认为，长调还有马头琴和草原生活密不可分，如果草原生态被破坏殆尽，长调即使保留下来，也只会是个空壳。

　　乔玉光认为，以上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要面对草原生态被破坏的现实，保护正是在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生态还和几十年前一样，那就用不着保护了。现在是没有办法恢复牧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了，但不能因此对文化失去信心，文化有相对独立性，文化的基础失去了，但文化仍可以延续下去； 只有对自己文化有信心的民族，才能保持开放的心态，既不拒斥外来的文化，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封闭、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文化只会意味着极端和毁灭”。文/刘溜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