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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中组部地方政府换届新指导意见拟借鉴绵阳做法，将不能量化的考核项目整合到民意调查。(见《第一财经日报》6月8日)
在原则上，环境、公共服务等项目纳入政绩考核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落实，如何
量化到操作层面，却是一个问题。在绵阳，用民意调查的方式，把生活条件改善、公共设施建设等情况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作为证明，原三台县委书记邱明君在任期间，不但承担了上任遗留的债务，而且积极想办法解决，给下一任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底子。由此得到的民意成为邱明君升迁的政绩。
“政声人去后”，就是说，群众对于领导干部的评价主要的不在其在位之时，而在其卸任离职之后。换句话说，公众的评价——民意才是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准，而不是那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不是官员玩弄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游戏。至今仍有官员喜欢搞假、大、空，为了应付上级领导，只在领导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下功夫，掏家底，拼老本，杀鸡取卵，寅吃卯粮；或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这种“政绩”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给长远发展带来了多少年难以弥补的损失。把民意作为政绩或者说民意政绩作为官员提拔的重要条件，说明社会对政绩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是对以前片面的政绩观的反驳，另一方面也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必然。
民意政绩就是让民意在干部选拔、任命和升迁过程中发挥作用，成为评判政绩的准绳，就是让民意的价值得到显现。现实中，官员是否重视民意、敬畏民意在于民意是否管用，是否有价值。在民意“疲软无力”、没有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没有否决“乌纱帽”威力的前提下，可以想见，那些唯上的官员怎能把民意当回事？民意政绩可以引导官员敬畏民意、感受民意、整合民意和反馈民意。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官员责任的约束。笔者以为，民意政绩可以提升官员对待民意的敏感性，消除官员对待民意的惰性，提升政府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
更重要的是，民意政绩是对公共行政外部不经济的克服，有利于建立新的制度均衡。在公共行政领域，官员的政绩主要来自上级的评判，而公共行政信息具有不充分性、不对称性，上级往往依靠汇报和工作上所谓的“创新”——“政绩工程”等来显现，容易造成公共管理中的逆向选择和制度均衡被打破，导致外部不经济。我们知道，作为官员，对前任留下的制度安排，如果不加以改变而全盘接受，就会向上级传递出自己无能或不思进取的信息，不论以前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但是官员在作为“经济人”和谋求政绩的冲动下，必然要改变现存的制度均衡状态，向上级传递自身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工作“开拓进取”信息，从而获取个人利益。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充分性，上级一般习惯于被动地认可这种“创新”和“开拓”的可能性，容易造成逆向选择。这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笔者以为，这种公共行政中的逆向选择和制度均衡的被破坏，实际上带给社会的就是外部不经济，官员得到了好处而公众无法从官员的“瞎折腾”中获取利益，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民意的缺席或者说民意处于失语状态。
民意政绩的出现使政绩的衡量具有了多种途径，利于消除行政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弊端，进而遏制公共行政管理中的外部不经济行为。这是民意政绩的最大价值所在，可以促使科学的行政绩效评价机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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